清代近代江西诗词·清后期江西诗词·黄爵滋

清代近代江西诗词·清后期江西诗词·黄爵滋

黄爵滋(1793～1853)，字德成，号一峰，又号树斋，江西宜黄人。清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积极倡导禁烟的先驱者之一，与林则徐、邓廷桢等均为禁烟名臣。

黄爵滋自幼敏而好学，仕途较为顺畅。他四岁入私塾，七岁能赋，十岁通诸子之学。嘉庆十三年，入抚州府学，学业大进。十七年县试名列榜首，次年取拔贡，任泸溪(今资溪)县学训导。二十四年，参加江西乡试中举。道光三年中进士，入翰林院，选庶吉士，六年散馆授编修，旋充国史馆协修、武英殿纂修、总纂官。八年为江南乡试副考官。十二年至十四年为福建、陕西、江西、山东等道监察御史，兵、工、户部掌印给事中。十五年提为鸿胪寺卿、大理寺少卿、通政使。后升礼部、刑部右侍郎，官至刑部左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署仓场侍郎。曾三主乡试，两次会试监考官，选拔不少知名人士。道光十九年后任大理寺少卿、通政使司通政使、礼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左侍郎等职。道光二十二年、退休回籍。二十三年朝廷发现户部银库亏空，黄爵滋因曾清查银库，以失察罪被革职，即返省主持豫章书院。二十四年以六部员外郎启用，以病未就，仍主讲书院。三十年至京闲居。咸丰三年卒于北京，终年61岁，后归葬于宜黄二都乡石巩寺侧。其生平事迹可见《(道光)抚州府志》《(同治)宜黄县志》《宜黄县志》《清史稿·黄爵滋传》《清史列传》《清代七百名人传》《续碑传集》，孙衣言《逊学斋文钞》、黄秩模《黄树斋先生行述》、民国二十四年刊本《晚晴簃诗汇》和《乡诗摭谭》续卷。另可参见今人周佳寿《黄爵滋》、胡迎建《黄爵滋著述叙略》、梁琦秋《黄爵滋反对殖民主义经济侵略的思想》等。

黄爵滋一生著述颇丰，著有《黄少司寇奏疏》30卷，《海防图》2卷、附表1卷，《仙屏书屋文录·初集·二集》26卷，《仙屏书屋诗录·诗集·后录·二集》34卷，《戊申楚游草》1卷等，并刊行于世。黄氏著作版本繁多，今可见其不同刊本有：《黄少司寇奏疏二十卷》清钞本十册(北京)、《仙屏书屋诗录十六卷后录二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本五册(北京、江西)、《仙屏书屋初集·年纪三十一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本四册(江西)、《仙屏吟榭课草七卷》清道光四年(1824)刊本(台大)、《玉堂课草十二卷》清道光十二年(1832)仙屏书屋刊本四册(江西)、《戊申楚游草一卷》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本一册(江西)、《戊申粤游草一卷附录一卷》(黄秩林编)清道光间刻本一册(上海)、《燕门百菊咏一卷菊谱一卷》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本一册(江西)、《黄爵滋文稿》稿本一册(江西)、《黄一峰自记年谱》清成丰五年(1855)等。另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的影印本《仙屏书屋初集》，搜录了诗录16卷和诗后录2卷，可资参考。

提倡经世之学是贯穿黄爵滋一生的思想主旨。在政治上，密切关注现实，凡所建白，都切中时弊。在内治方面，主张澄清吏治，解决“官之无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减少“失业之民”;对外也富于敏感，主张整顿军备，巩固国防。在鸦片战争爆发前6年，即提出靖海洋、严防禁，言“海有防守，洋有禁条，二者实相表里。夷性凶犷，洋人诡诈，柔而抚之，尤必刚而制之”(1834年奏疏)。1838年乃有著名的禁烟疏，即《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主张严禁鸦片。黄爵滋以言官成为当时清流议政的中心，又以翰林、考官等较高文职地位，与徐宝善一起成为鸦片战争前夕在京文士围绕的中心，如汤鹏、张际亮、潘德舆、叶名沣、孔宥函等都团结在其周围，“以气节相尚，赋诗酬唱，一时京师坛坫，称极盛焉”(吴昆田《孔宥函传》)。鸦片战争时其所著《海防图表》《海防图说》，被誉为“一代伟人经世之学”，所以包世臣称他为“解事救时之君子”(《仙屏书屋初集年纪》载包世臣手札)。

在学术思想上，黄爵滋究心汉学，又推崇宋学，认为古今之儒者、古今之学者“无异”。“汉儒去圣未远，实事求是，时明则献之于上，世紊则守之于下……无汉儒之训诂则宋儒之性道无由而发，无宋儒之性道则汉儒之训诂无由而归。”^[1]黄爵滋试图以宋学为根柢而讲求经世致用，希望讲求宋儒的内圣修养，改变不良士习，转移社会风气。因此，在沟通和调和汉学与宋学方面，他主张以汉学为径路，以宋学为依归，使学术成为“有用之学”，反对“著书满家，而曾无一字之有益于今”^[2]。

正因如此，在清代道咸诗坛的诗人群体中，黄爵滋与林则徐、陶澍等被称为“经世派”。这个派别主要不是论诗，而是着眼于当时士大夫中一种动辄“言关天下”的经世风气和一批“凡有艰巨君其先”的有为朝士坐言起行的风采。“经世派”诗人的共同之处，因其感时忧世，言关天下，故以诗言志，往往能有“警绝”之语。相对于汉学家的“以学为诗”和桐城派文人的“以文为诗”，“经世派”的所谓“志士之诗”的特色，或许可以概括为“以议论为诗”，言经世之志。因此，黄爵滋要求文应“内而身心，外俾世道”(《仙屏书屋四书文自序》)，即有益于立身与治世。主张诗“发至情于歌泣，陈大义于死生，中有自得之真，外无他求之巧”(《云涛山房诗序》)，即要有真实的内容。他不满意当时脱离现实的平庸诗风，表现出要求改革诗风的意向。曾说：“仆自顾力弱，障挽无由，思得一二贤豪，共明此道。”(《与李海初笺》)又说：“使如廉峰(徐宝善)诸君提倡于上，亨甫(张际亮)、四农(潘德舆)诸子相与奋发而周旋之，则斯道复兴之机也。”(《仙屏书屋初集诗录自序》)且看其诗作《抚州行寄太守郭松崖前辈》：

羊城山宛宛，半插高空半。平远羊城水汤汤，其源清激流汪洋。墨龙池上龙飞翔，星辰照耀垂文昌。名贤典则首陆晏，名宦风流首谢王。石入晴雨天无定，金窟银峰地宝罄。水溯巴湘估客穷，山梯闽粤征夫病。黄山之山高高可种竹，黄水之水深深宜禾畴。乃有不耕之夫原上游，盗笋不足还盗牛。我生之初风尚古，岁时伏腊罗尊俎。昔日崇墉足谷家，今时飘泊无聊侣。临川之南龙骨渡，乃是逋逃渊薮处。为狐为鼠遑恤他，为虎为狼当奈何。父兄教不先，子弟率不谨，不见阿芙蓉，家家鬼结磷。士贫孰义学，民贫孰义仓，贫人挑盐富人食，官吏捉盐盐被攘。安得反浇俗，尽为农桑民。安得挽薄习，尽为弦诵人。我闻颜真卿，治陂灌田民利均。又闻秦起宗，俭约安静民化淳。公其迈古昔，与民为更新。爱民之吏公其举，贼民之吏公其甄。玉田氤氲灵谷芬，侧身南望歌神君。

诗人蒿目时艰，用忠实的笔触记录了“不见阿芙蓉，家家鬼结磷”的民不聊生的惨状。字里行间时时处处流露出对鸦片的罪恶的斥责及烟氛日益而忧心忡忡的情绪。所以潘德舆说他“非有益于国之敷政、人之植行者，则不以命笔”(《仙屏书屋诗序》)。

上述这首诗不仅体现了黄爵滋诗文创作的思想主旨，也传达出了黄氏诗作典雅淳厚、格调高昂的特点。在文学创作上，以诗文著称的黄爵滋，诗作丰富，尤擅五古，如《赠别余芝衫》：

秋风起庭树，凉蝉声愈繁。游子命车驾，催促返故山。故山何所事，莳尔三年兰。幽芳媚空谷，可佩亦可餐。持赠素心友，宝贵何可言。浮云我与尔，离合无定端。此别见何日，常恐雕朱颜。碧筒傥可掇，勿废盈觞欢。

诗中感情从低沉到真心期许再到无可奈何的洒脱，将朋友分离的赠别之情刻画得极其细腻，非常具有感染力。此诗从语言到意境有种汉代乐府诗歌的古韵和风味，尤其是最后两句的劝赠很像《行行重行行》(《古诗十九首》)中“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的意味。可见黄爵滋的五古诗深得汉代风味，这也与他推崇汉学一脉相承。

在黄爵滋担任武英殿纂修、总纂官期间，常与友招客论文，饮酒赋诗，并同宣南诗社成员诗酒往还，在京渐有诗名，写下不少反映现实生活之作，如《神木歌》：

东府城空王气摧，万岁山前宫殿开。大木参天工失裁，无用为用神驱来。置之东门象出震，观者峨峨诧山峻。雷轰电裂百怪避，卧理坤维作雄镇。中空外廓如枯槎，剥落藓石嵌风沙。白昼茫茫苍海立，老龙睒矐灵蛟拏。君不见有明中叶貂珰煽，西山土木诛锄遍。又不见潢池兵燹肆毒痡，蜀山碧血明社墟。沧桑阅尽惟神木，回首苍凉泣马湖。

诗人在严峻坚劲的笔触中，借神木抒发时艰，展现了诗人忧心国家的一腔深情，悲壮苍凉之情跃然纸上，读来令人动容。

近代徐世昌在其编纂的《晚晴簃诗汇》称其“诗循杜、韩正轨，纵横跌宕，才气足以发其学”，并收录其诗20余首。总而言之，黄爵滋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的思想通过其作品，影响着一代一代胸怀家国之志的热血国人。

注释

[1]黄爵滋：《汉宋学术定论论》，《仙屏书屋初集文录》卷二，第1页。[2]《汉宋学术定论论》，《仙屏书屋初集文录》卷二，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