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滁州,位于皖东江淮之间,山清水秀,风景优美。自从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担任滁州太守,写了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以来,它便成为四海皆知的历史名城。近几年,这里成为我国农业生产发生变化最大的地区之一。1984年6月17日至20日,《光明日报》连载《访滁散记》四篇;一批著名散文家聚集滁州,举行散文节。古今相映,滁州更加名扬全国。今人重读欧阳修《醉翁亭记》,也就别有一番情趣。
欧阳修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曾积极参与范仲淹领导的新政,提出不少建议。庆历五年,新政失败,范仲淹被罢官,欧阳修“慨言上书”,触怒当政者,曾被借故下狱。接着被贬为滁州知州。本文作于他到滁州任上的第二年,庆历六年(1046)。当时,欧阳修年仅四十,正当壮盛之期。他自号“醉翁”,并在本文中把自己写成“苍颜白发”,“颓然乎”山水之间,别有用意。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述:“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题滁州醉翁亭》)“我生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赠沈遵》)这不过是借以表达他贬官之后愤懑心情的一种方式。
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写醉翁亭所在地和它的方位、建造者和题名者以及题名“醉翁亭”的用意。这是游记之类的文章常用的写法,目的在于对有关本《记》的一些问题,作必要的交代。第二段,用生动简练的笔墨,写醉翁亭所在山间朝暮与四季的美景,说明此处“山水之乐”,其乐无穷。第三段,着意写三件事,一是滁人之游,一是太守之宴,一是太守之“醉”。三件事互有关系。这是全篇的主要部分,描写最细致,用笔墨最多,感情也最强烈。理解本文,这一段是关键。第四段,写太守与游人归去,对全文婉转作结。篇末点明“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亦即说明:作者其谁?欧阳修也。余波荡漾,其味无穷。
本文开头一句“环滁皆山也”,一向为读者注意,但却有不同议论。据宋人朱熹说,本文初稿并非仅有一句,是后来修改成这样的:“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他《醉翁亭记》原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朱子语类大全》卷一百三十九)朱熹意在称其简洁。但也有人提出过不同看法,认为“环滁”并非“皆山”,欧文有违事实。清人何绍基曾提出疑问:“如何陵安多迁变,今日环滁竟少山?”近年也有人提出:滁州“大约140°的扇形地区内没有一座山”,“所谓‘环’只是半环而已”(糜华菱《〈醉翁亭记〉考实》,《语文学习》1984年第10期)。还有人解释说:“此为作者夸饰之词。”对这个问题,似乎无须过于深究。中国文学艺术,向来有所谓“颊上添毫”的创作方法。顾恺之为裴楷画像,裴楷颊上本来没有毛,画家为之“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这一向为人称道,认为艺术家深通画理,才有此妙笔。文章也一样。文学作品不是“地理志”,为了艺术整体的需要,个别地方,兴到神来,做一点非但无伤大局反而有益总体的加工,是容许的。后人读《醉翁亭记》首句,只感到它写得好,并不感到是美玉之瑕。作者先写“环滁皆山也”,然后由大到小,由远到近,从全体写到局部,层层缩小,层层递进,一步步把读者引向本文的主体“醉翁亭”,由此再写到自号“醉翁”的太守。这就如同电影艺术中的镜头,先拍全景,然后中景、近景,再用特写、大特写,步步引人入胜。有谁在读这样美妙的文章并沉醉其中之时,再去深究“环滁”是否“皆山”呢?再说,这里有一个写文章的视点问题。作者旨在描写建于深山中的一个亭子,从这里看出去,岂不就感到“环滁皆山”吗?艺术中是容许从感觉出发进行创造、描写的。以冰冷的眼光对待艺术作品,就如同前人批评杜甫诗“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说它太长太细,不真实。这样的批评家,要么是缺乏艺术感,要么是在艺术欣赏过程中临时出现了盲点。这种“欣赏”方法,只能大煞风景,坏人胃口。
文章第二段,每句概括一个特定时间里的景色,把晨雾中、暮色中、春、夏、秋、冬四季中不同的景色,全都表现了出来。而且,把握住时令特征,一笔而得其全,写得那样传神。这一点,也真令人叹服。
第三段,写太守之乐。其中写到滁州人民歌、休、呼、应,往来不绝;山中溪深、鱼肥、泉香、酒洌;宴上射弈欢腾,觥筹交错;“醉翁”忘乎一切,颓然其间。一切都处于一种欢愉、松弛、不紧不慢、和谐自然状态。境界真堪令人陶醉。
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呢?第一,它有事实依据。作者同年还写过一篇《丰乐亭记》,说:“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这是作者描绘这样一幅与民同乐图的客观原因。第二,这里有作者性格的印记。《宋史·欧阳修传》云,欧阳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他是个雍容大度的人。在困难与挫折面前,心中天地宽广,从容舒徐,表现出一种风采动人的人生态度。《醉翁亭记》写于他遭到重大打击之后,文章的风格,正是他人生态度的表现。本文所以有一种内在的感人力量,其根源正在于此。学习本文,应特别注意这一点。第三,既不能把本文看做是寄情山水、借酒浇愁的消闲遣闷之作,也不能看做故作旷达,掩饰苦闷的消极退隐之作。欧阳修不是这样的人。本文与范仲淹《岳阳楼记》作于同年。欧、范在政治斗争中是同志,在个人生活中是好友,又一同遭贬,远离京城。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和经历。《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两篇著名散文,也不无精神相通之处,尽管两篇文章风格迥然不同。欧阳修在被贬官后,心情不免沉重。他曾感叹:“颜摧鬓改真一翁,心以忧醉安知乐。”(《赠沈博士歌》)但他在《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中,却写得其乐融融,仿佛毫无痛苦。这一点很耐人寻味。细绎全文,它与《岳阳楼记》在精神深处有一致的地方。虽然《岳阳楼记》主要写“忧”,《醉翁亭记》通篇写“乐”,但它们都在颂扬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都是人格的颂歌,只不过它们用了迥然不同的表现方式。
欧阳修以琅琊山的美丽风光为背景,描绘了这样一幅与民同乐图,是在曲折地显示自己治滁的政绩。对于一个地方官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自豪的呢?他借此表现自己在遭受沉重打击之后,并未消沉颓唐,患得患失。这既是对于同遭打击的战友令人兴奋的鼓舞与告慰,又是对于极欲从精神上摧毁自己的那些卑鄙政敌的巧妙嘲弄和回答。敌人想要让我消沉,让我倒下,我却非常快乐,并把这快乐写成优美的文字给你看。还有什么比这种斗争手段更使敌人无可奈何呢?这是绵中铁,表面上看起来很柔和,其实是很厉害的。这正是天资刚劲而又雍容和雅的欧阳修式的斗争风格。最后一段中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曲折表达的,正是这种意思。
“醉翁之意不在酒”,难道真的“在乎山水之间”吗?非也!作者的自白,不过是一种文人狡狯。清人过珙说,本文主旨“隐见言外”,“若止认作风月文章,便失千里”。这是很有见地的。
欧阳修写文章,精于修改。据说,他“作文既毕,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何薳:《春渚纪闻》卷七)。有时候,改到“不留本初一字”。这篇《醉翁亭记》,一定也是经过反复修改的,恐怕不仅限于朱熹所见的文章开头一句。但他改得好,读者看不出斧凿之痕,“惟睹其浑然天成”(王构:《修辞鉴衡》)。就说经常被人称道的那个“也”字吧,短短四百多字的一篇文章中,用了二十一个,分明是作者着意安排的,但却用得很自然,穿插其间,摇曳生姿,使人读起来,感到有说不尽的乐趣。这一点,是和表达上述主题有关的。它使全文产生一种特别委婉活泼、轻松愉快的效果。这显然是为文章的主题服务的,非仅卖弄文字技巧而已。
此外,全篇文字繁简得当。除了“环滁皆山也”这个极求精简的范例,第二段中写山间之朝暮、四时,每项只用一句话,凝重洗练,干净利落,显出作者对于语言的高度概括能力。可是,他在写滁人之游与太守之宴时,却又纵笔抒写,精雕细镂,并非一味求简。这种剪裁方法,也与主题有关。
这是一篇散文,但巧妙地融会了骈文的句法,有时化骈为散,骈散相间,使文句整齐而又错落,有一种悠扬舒徐的特殊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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