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视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原君》选自黄宗羲的政治性专著《明夷待访录》。该书对封建时代的君、臣、法、学校科举、兵制、田地财赋制度以至下级官吏等都作了一番推究,充满民主启蒙思想,对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产生过极大影响。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说:“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本文是一篇政论文。“原”是推究本原之意,“原君”就是推究怎样做君主的道理。大致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一、二、三自然段)首先从追溯上古时代开始,从时间上进行推原。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于是“公利”无人兴,“公害”无人除,这时候如有人出来,以一己而利天下,以一人而任天下劳,那就是国君。上古时代的国君其实只有千万倍的勤劳,自己无利益,这就“非天下人情所欲居也”。这是全篇立论的出发点。按照作者的看法,为天下任其劳,这是上古时代国君的真正职分,所以古人不但无人争做国君,相反倒是设法逃避。文章又举古人之例加以说明:许由等避之唯恐不速,尧舜做了国君也要千方百计禅让,大禹迫不得已才只好做国君。作者一下子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议论相当透辟。战国时期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两人所论正是同样的观点,但《原君》除论述古代君主的劳逸外,还论到公私、利害等诸方面,由此生发出进一步的议论。这一部分,重在推究做君主的道理。
第二段一变而为论述“后之为人君者”,由说古变为论今,与第一段形成鲜明对比。现在的国君“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于是大施淫威,以权势压天下,“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目的全在于“逐利”,与古代的君主真有天壤之别!国君“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只想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所以弊端百出。文章举汉高祖做皇帝后居然傲慢地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的例子,表现了对国君尽失做国君之道的否定。通过古今的鲜明对比,尖锐指出了现在国君的有失做君之道,大胆地作了是古非今的论断。
第三段,文章紧接着分析古今国君不同的原因。古之国君“以天下为主”,自己为客;今之国君变客为主,自以为天下主宰,于是天下惨矣!“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为所欲为,处处显示自己的主子身份!天下产业既得,就要它生利息,于是更极尽“敲剥”之能事!文章描述了今之君主的一系列行为,活画出当时的暴君嘴脸,这正是后来许多君主的典型形象。作者更以大胆的笔触表达了有这样的君不如无君的观点:“向使无君”,人还可各得其利,有了国君,天下都成为国君的产业,天下人也就形同国君的奴隶,毫无主权了。文章第一部分从推原做君的道理始,逐步展开议论,将锋利的解剖刀指向最高统治者,深剖了他们的丑恶灵魄。
第二部分(四、五自然段)改换角度,重在向君主提出告诫,带有强烈的讽喻色彩。
第四段,文章以驳斥为主。古人“爱戴其君”如父如天,今人“怨恶其君”似寇似仇,“名之为独夫”,一班小儒却仍然认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叫人恪守君臣的名分,俯首帖耳听命于君,甚至象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还认为汤、武不该诛之,以至有伯夷、叔齐扣马而谏的传说。照小儒看,国君永远至高无上,百姓却如“崩溃之血肉”,与“腐鼠”一样微不足道。这一段议论,激昂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君权问题是个危险的话题,所以文中议论点到即止,引而不发,字里行间有丰富的潜台词。将小儒们驳得体无完肤后,意味深长地设问道:“岂天地之大,于兆人百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天地如此之大,人民如此之多,为何一定要受辖于一人一姓?言外之意不是十分清楚吗?这样写,避免了直接写出国君可以推翻的字面,更显得发人深思。文章充分肯定伐纣的武王是“圣人”,孟子称武王伐纣不是“弑君”,而是“诛一夫”,是“圣人之言”,指斥君主“至废孟子而不立”,具有强烈的民主思想,又具有借古讽今的特点,借桀、纣之例,含蓄地对君主提出告诫。
第五段,文章欲进故退,首先退一步提出假设:“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接着立刻否定了这一假设。既是产业,那么就人人欲得,个个千方百计攫取之。君主“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请问,一人之力,能敌所有的天下人吗?君主势必如日日坐于火山口上!这段议论,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不由人不信服!接着,文章再举历史事实,以增强说服力。宋顺帝临难哀叹:“愿世世无生帝王家!”明崇祯帝临难时沉痛地对公主说:“若何为生我家!”古代帝王的悲惨下场,还不足以为当今君主诫吗?于是自然而然回到“君之职分”的议论上来。明白为君之职分,则“人人能让”,君位自安;不明白君之职分,则“人人可欲”,君位岌岌可危!以“俄顷淫乐”,却要换来“无穷之悲”,这是多么不值得啊!议论君之职分,与前文推原做君主的道理遥相呼应,显示了结构的严密紧凑。
《原君》一文既注重事实论证,又采用逻辑推理等理性分析方法,富有哲理,具有很强说服力,同时也注意以情动人,带有强烈抒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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