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荆轲刺秦王》原文及讲解

本篇节选自《战国策·燕策三》。

《荆轲刺秦王》是一篇初具规模的人物传记，是纪传体的雏形，亦是后世历史小说的滥觞之作。司马迁曾以此为蓝本，稍事加工，写进《史记·刺客列传》，使荆轲的形象更加完整、丰满。

燕太子丹是战国后期燕王喜之子，幼时在赵国作人质。当时秦王嬴政也在赵，两人交谊颇深。后燕太子丹又质于秦，而秦王赢政却不念旧情，对之不以礼遇，丹怨而逃归。面临秦蚕食六国的形势，太子丹出于个人“被辱之怨”和国家存亡等利害关系的考虑，急于设法对付秦国。于是他请教太傅鞠武，鞠武亦无奈。这时秦将樊於期逃亡至燕避难，太子竟留下这位逃亡者。鞠武深感不妥，主张“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以缓和燕秦矛盾的爆发，然后联合诸国，共同抗秦。太子未予采纳。鞠武又将“智深而虑沉”的田光推荐给太子丹。而田光又因自己年老力衰、难负重任而推荐好友荆轲，并为表明不泄太子计谋而自杀。荆轲往见太子，丹详细分析形势后，曰：“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闚以重利，秦王贪其贽，必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脱不可，因而刺杀之。”荆轲明知此举无济于事，故婉言拒绝太子。然而经太子“顿首固请无让”，终于慨允，下定一死之决心。从此，太子待荆轲以上卿之礼，在生活上曲意逢迎，以坚定他的决心。但荆轲未有行意。以下就是本文节选的部分。这篇文章按时间顺序，并根据情节的发展，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开头至“终已不顾”)，叙写荆轲入秦前的情况。

开头用简炼的语言，揭示了秦灭赵窥燕的野心，交代了当时燕国的险境。这是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破赵，引兵北向，直逼燕境。“太子丹恐惧”而催荆轲行动。荆轲欲以樊於期的头和督亢的地图来取悦于秦王，但太子不忍。人物之间的分歧把情节推进一层，引出荆轲私见樊於期的戏剧性行动。

荆轲先用话激起樊於期对秦王的仇恨，并暗示了樊於期的前景只能是绝境，然后提出自己的计划，这是既能报樊於期之仇，又能解燕国之危的方案。樊於期为了成全荆轲的义举，毅然自刎，献头相助。

从荆轲考虑入秦方案和私见樊於期两件事中，可看出他有勇有谋的特点。愿入“不测之强秦”，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这是他忠勇果敢的一面。与樊於期的对话，表现了他能了解对方心理，体察对方情绪变化，这是他沉着精细的一面。

樊於期献头，使太子与荆轲的分歧趋于统一：“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这是入秦准备工作的第一项。接着，又完成了第二项：求徐夫人匕首，“以药淬之”；第三项：令勇士秦武阳为副。

由于荆轲对秦武阳不放心，想等待一位更可靠的同行者。太子丹见其迟迟未行，遂起疑心，于是情节又生出一番波折：太子丹催促荆轲，语带责难和嘲讽，这激怒了豪爽重义的荆轲。他“怒叱太子”后，无暇顾及入秦后果，毅然出发。太子丹无端生疑，表现了他的轻率、浮躁，说明他只是想利用荆轲为其卖命，并非真正了解荆轲。而荆轲在这次冲突中，则突现出刚毅、深沉、重义轻生的性格特征。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这为易水送别的场面创造了一种悲壮而又凄怆的气氛。“知其事者”，表明此举是秘密的，知道的人很少。“白衣冠以送之”，表示生离即成死别，亦是对荆轲义举的激励。“至易水上”，高渐离击筑，先“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复为忼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歌声由悲凉到慷慨，凝聚着荆轲多么激烈的思想斗争啊！生与死的搏斗，使重义轻生的英雄也产生了凄凉悲愤的感情。然而象荆轲这样的侠士，他重诺轻生，憎恨残暴的秦王，难忘田光的以死相激和樊於期的献首相助。他终究战胜了死亡的痛苦，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以表示自己视死如归的意志。这篇悲壮的歌词，短短两句，遂为千古绝唱。“终已不顾”，形容意志坚决，下定一死决心。

在这里，作者善于描绘一瞬间同时发生在各个人物身上的言谈举止，神情姿态，以及环境气氛，交织起来就形成了作品中的戏剧性场面。这种悲壮场面的渲染，凄怆氛围的烘托，有力地突现了荆轲重义轻生的主导性格和英雄气概，使他的形象活灵活现、生动感人，颇富立体感。我们掩卷回思，其人物和场面犹栩栩如在眼前。

第二部分(“既至秦”至篇终)，叙写荆轲入秦生劫行刺秦王未成的经过。

荆轲至秦国后，用重利贿赂蒙嘉，经他引荐，荆轲得以在咸阳宫面见秦王，从而完成了最后一项准备工作。

以下作者集中全部笔墨来描绘秦廷生劫行刺的场面。如果说，第一部分，尤其是易水送别的场面，主要是表现荆轲重义轻生的性格特征；那么，以下这一场面的描写，则通过三组人物的对比，主要是再现荆轲沉着勇敢的性格特征，而重义轻生、沉着勇敢则是荆轲主导性格的两个方面。因此，这一场面，是本文的高潮，也是完成荆轲形象塑造的最后一幕。

在秦廷生劫行刺场面中，三组人物的对比是：其一，荆轲与其副手秦武阳。秦是“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的勇士，当他随荆轲来到秦王殿前时，立即“色变振恐”；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荆轲却“顾笑武阳”，用言语巧妙地掩饰了他的慌张，显得从容镇定。其二，荆轲与秦廷群臣。当荆轲在殿上追逐秦王时，“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这些平时威风凛凛的大臣们也慌作一团，可见当时情形之危急。而此时荆轲仍在拼力生劫秦王。其三，荆轲与秦王。这位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在荆轲的突然袭击下，竟吓得“环柱而走”、“不知所为”。尤为突出的是，荆轲身“被八创”、“自知事不就”时，还“倚柱而笑，箕踞以骂”，终不失英雄本色。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尚能如此，足以使杀人不眨眼的暴君“目眩良久”，他万万没有料到：世上竟有这等大胆的人！在秦廷行刺场面中，作者正是通过上述三层对比，有力地突现了荆轲沉着勇敢的特征，使这位悲剧英雄千载而下，犹令人感到凛然而有生气。

本文通过叙写荆轲刺秦王的经过始末，塑造了荆轲这个重义轻生、沉着勇敢、机智刚毅的侠士形象。肯定和赞颂荆轲，并不在于他为太子丹报私仇，而在于他反抗强暴、扶助弱小的义侠精神。他虽然失败了，但并不因此而逊色，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传诵。当然，其中所流露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观点，既是荆轲本身的局限，也是作者的局限。

这篇文章通过荆轲形象的刻划，深刻地反映了战国时期秦和燕、秦和山东诸国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同时，荆轲刺秦王的失败，预示着六国的灭亡，也是大战乱时代行将结束的一个悲剧性尾声。

本文的作者善于用具体、细致、深刻的描写，来刻划人物形象，使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成为风姿各异、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表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人艺术。其一是，善于把荆轲放在重大矛盾冲突的环境中描写，使其在人物之间互相撞击、互相砥砺的过程中，迸射出性格的火花，并多棱面地展示和深化人物的性格特征。其二是，善于通过人物的表情、神态、动作的描写，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其三是，善于通过人物的对话、议论，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其四是，善于描写戏剧性的场面，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和烘托以突现人物性格。其五是，善于通过对比突出人物个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