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
余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自此以来,其姓名不可得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
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犷悍无赖,犯法当死,变姓柳,之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久之,过江,云间有儒生莫后光见之,曰:“此子机变,可使以其技鸣。”于是谓之曰:“说书虽小技,然必句性情,习方俗,如优孟摇头而歌,而后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气,简练揣摩,期月而诣莫生。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欢咍嗢噱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盖进乎技矣。”由是之扬,之杭,之金陵,名达于缙绅间。华堂旅会,闲亭独坐,争延之使奏其技,无不当于心称善也。
宁南南下,皖帅欲结欢宁南,致敬亭于幕府。宁南以为相见之晚,使参机密。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宁南不知书,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极力为之,宁南皆不悦。而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者,无不与宁南意合。尝奉命至金陵,是时朝中皆畏宁南,闻其使人来,莫不倾动加礼,宰执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敬亭亦无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与敬亭尔汝者,从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
亡何国变,宁南死。敬亭丧失其资略尽,贫困如故时,始复上街头理其故业。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
明末清初,有二十几位著名文学家写过有关柳敬亭的诗文。后来,著名戏曲家孔尚任,又把柳敬亭写进《桃花扇》里,借他和唱曲艺人苏昆生之口,总结全剧,感慨一代兴亡。
为什么在中国文学史上会出现这样一股引人注目的“柳敬亭热”呢?我们不妨从杜甫笔下的李龟年谈起。柳敬亭很象唐代的李龟年。李龟年是大唐帝国“开元全盛”之日的著名歌唱家,当时属于优伶一类,社会地位并不高。可是,伟大诗人杜甫却为他写了一首动人的绝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这首诗使李龟年流名千古,曾经引起历代读者的无限遐思。有人认为,它是杜甫绝句中最有情韵、最富含蕴的一篇,包含着丰富的时代生活内容。如果诗人当年围绕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写一部回忆录,是不妨用它来题卷的。为什么李龟年这类人物能够引起作家和读者的浓厚兴趣,使他们感慨系之呢?因为这类人物,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和下层人民之间,是整个社会共同注目的人。他们仿佛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纽带,使贵族和庶民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在大繁荣或大动荡的时代,这类人物便特别容易引起人们对于往事的亲切回忆。因此,描写他们的文学作品,有时会比那些描写文臣武将等大人物的作品更加动人心弦。有人评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说:“此与《剑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使龙标(王昌龄)、供奉(李白)操笔,亦无以过”(《读杜心解》引黄生说)。对于明末清初文学史上的这次“柳敬亭热”,我们也不妨这样看。
由此可以使我们在写诗、作文的选材方面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写大时代,不一定非以大人物为中心。由于文艺创作的目的,主要是反映社会人生。有时候,写小人物,更容易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因为他们也许有更多人世沧桑的经历,也更容易唤起读者有关社会人生的各种感慨。很多著名的文艺作品都是这样的。这是艺术创作中一条成功的经验。
那么,大家一起来写某类人物(如柳敬亭),会不会彼此重复,造成创作上的雷同呢?这就进一步涉及到写诗、作文应该如何选材的问题。同一个题材,不同作者会有不同的取舍。请看黄宗羲的这篇《柳敬亭传。
全文可分四段。开头一小段,是文章的引子。从《东京梦华录》等书所载宋代说书史谈起,引出“柳敬亭之说书”,以此说明传主的历史地位,交代为什么写这篇传记。
第二段,写柳敬亭说书技艺不断提高的过程和他当时的声名。文中没有说到“奇”字,也没有直接评论柳敬亭的才能,但通过他的为人行事使读者看到:这是一位具有很高才能并且性格奇特的人物。
柳敬亭,本姓曹,名逢春,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清康熙五年(1666),他已八十岁。当时人称“柳麻子”。据吴伟业说:“余视柳生长身广额,面著黑子,须眉苍然,词辩锋出,饮噉可五六升,此其人非久穷困者。”(《为柳敬亭陈乞引》)张岱《陶庵梦忆》说:“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又说:“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丽,衣服恬静。”这样一位相貌奇丑、浪迹江湖的人,却能赢得各阶层广大人士的热爱与尊敬,并有那样多人纷纷为他写诗作文,这就可见柳敬亭奇特不凡。黄宗羲这篇传记便着重写柳的奇特之处。
柳敬亭为人“犷悍”,年仅十五,就犯了“当死”之罪,变姓出亡(据余怀《板桥杂记》说,柳“避仇流落江湖”。吴伟业《柳敬亭传》说,柳“名在捕中”,是一个遭到通缉的重罪犯人)。他很可能是以小小年纪就严重地触犯了当地有势力的地主豪绅。年少有勇,这是一奇。他在被迫出亡后,为了谋生,来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据吴伟业《柳敬亭传》载,他学习说书,极有创造性。他无论走到哪儿,却带着一本小说,“夜寒藉束藁卧,扉履踵决,行雨雪中”,“挟稗官一册”,“妄以己意抵掌盱眙市,则已倾动市人”。黄宗羲根据这一点,写柳无师说通,出手不凡,这是又一奇。过江之后,柳敬亭大得莫后光的赏识,经莫指点,数月之内,便在说书技艺方面取得惊人长进。起初,他仅“能使人欢咍嗢噱”,然后“能使人慷慨涕泣”,后来,“进乎技”,“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便更加奇特。据记载,莫后光也是一位很善于说书的人。“三伏天每寓萧寺,说《西游》、《水浒》,听者尝数百人。虽炎蒸烁石,而人人忘倦,绝无挥汗者。后光尝语人云:今村塾师冷面对儿童,焉能使渠神往记诵如流水?须用我法,庶几坐消修脯。”(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周容《杂忆七传》、吴伟业《柳敬亭传》,也曾记载莫后光如何指导柳敬亭说书。黄宗羲根据这些材料,写柳敬亭能够使莫后光这样的说书专家一见便大加叹赏,认为“可使以其技鸣”,并主动给予具体深入的指导,这也足以说明柳才华焕发、智慧远胜常人。这是第三奇。有了这三奇,柳敬亭“之杭,之扬,之金陵,名达于缙绅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黄宗羲这篇《柳敬亭传》,详写传主奇特之处,略写他轰动一时的场面,这种剪裁方法很值得揣摩。
第三段,写柳敬亭不仅因说书技能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并且在当时著名军事将领左良玉军中大得赏识,参预机密,起草文檄,奉使金陵,被“称柳将军”,一时倾动朝野。这说明柳不仅是一个具有高度才能的艺人,而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对这样的人,不可仅以艺人视之。黄宗羲对柳敬亭的这一方面颇为注目,所以用了不少篇幅写他的这一段经历。
关于柳敬亭在左良玉军中的活动,当时著名人物多有记载。钱谦益《有学集》卷六有《左宁南画象歌为柳敬亭作》、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二有《左宁南与柳敬亭军中说剑图歌》、梁清标《蕉林诗集》有《赠柳敬亭南归白下》、王猷定有《左宁南画象赞》等。这些诗文中,都有一些生动的细节。黄宗羲对这些诗文和故事绝非不知,但他都略而不提,只着重写柳参预军事、政治活动。由此可见黄宗羲的写作目的以及他围绕文章主题剪裁之妙。
第四段,写柳敬亭在明朝覆亡之后,贫困如故,复上街头,重理说书故业。由于柳敬亭在左良玉军幕中时间不短,亲身经历过许多事,生活阅历十分丰富,又富于爱国情感,所以,晚年之后,他的说书技艺达到惊人境界。
黄宗羲的这篇《柳敬亭传》,是根据吴伟业《柳敬亭传》等材料改写而成。改写时,明显地带有黄宗羲自己的特点。主要有三点:第一、他突出了柳敬亭和明亡前后国家政局的关系。传中虽有大段文字写柳敬亭说书,但更多注意于他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此传写于清朝初年,限于当时的政治条件,有些话不便明言,写得比较含蓄,但那种因“亡国之恨”而产生的创作激情,无法掩抑。当时的读者不难领悟。对比吴伟业和张岱《陶庵梦忆》等诗文中对柳的描写,黄传在这一点上显得比较突出。第二、黄宗羲是以历史家的眼光,而不是以一般诗人、散文家或小说家的眼光来写柳敬亭的。因此,他侧重于写柳敬亭的人格、个性、重要经历。有些细节,尽管很生动(如《陶庵梦忆》等书中有关柳的记述),黄传都略去不写。第三、黄传在材料取舍、详略安排等方面,分明吸取了《史记》等正史中一些传记的写法。当详处,大笔挥洒,当略处,惜墨如金。如第二段,对于柳敬亭如何提高说书技艺,写得很详细,对于他到扬州、杭州、金陵等地,那些轰动一时的演出场面,却一语带过,毫不渲染。第三段,对于柳参与军幕详加记述,对于他的个人生活细事,不着一字。主题突出,文字简洁。这是《左传》、《史记》等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读者只要回想一下《左传》中的《曹刿论战》、《史记》中的《鸿门宴》等篇,便不难看出其中的继承关系。
至于说黄宗羲为什么从这一角度选材?这与作者本人的生活与思想有密切关系。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明朝末年,他的父亲黄尊素和他两代人与魏忠贤阉党进行不屈的斗争。明亡之后,他曾积极参与浙东一带的抗清活动。抗清失败后,隐居著书,清政府屡次要他出来做官,请他,逼他,他坚决不肯,表现了高尚的气节。作者自己怀有“亡国之恨”,是一个奇特的人物,自然“惺惺惜惺惺”,对柳敬亭有深厚感情。有感情,便容易把人物写活。请看文章最后一段对柳敬亭说书的具体描写:“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这些描写多么生动!作者巧妙地使用了两组比喻,“或如”、“或如”,将柳敬亭那种悲壮慷慨的表演风格写得活灵活现。对照前文,可以看出,柳氏的说书技艺是不断发展的,明亡之后,愈臻神妙。为什么这样?一是因为他有了更加丰富的生活经历,一是因为他有“亡国之恨”。这便抓住了柳敬亭一生的根本。作者对此并未明确评论,但却寓论于史,读者不难领会。这也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作者通过对传主生涯的记叙描写,不仅表现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抒发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爱憎悲欢,使读者不仅通过传记知人知事,而且知理知情。
《柳敬亭传》的以上这些方面,都是很值得注意的。读者不妨学习这些写法,写一篇传记试试看。您笔下的人物一定也会是很生动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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