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曲子词
叵耐灵鹊多谩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
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欲他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
词这种文学样式可以说是擅长于表现男女闺情的,不过,像无名氏这首敦煌曲子词的作品,即使在词作中也并不多见:它舍弃了通常赋、比、兴手法的运用,避开了作者感情的直接抒发,却巧妙地实写了少妇和灵鹊的两段心曲。正是这两段似乎平常的心曲,不仅有机地构成全词上、下两片的浑然一体,而且突现了它那刚健清新、妙趣横生的艺术特色。之所以会这样,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同作者纯熟地运用了拟人化手法却不无关系。
将物拟人,这本是文学表现上极常见的艺术手法,远在《诗经》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可在词学领域,却不能不首推这阕《鹊踏枝》。而且,它在词作中一经运用,竟然能如此不事雕饰、朴素自然、逼真入微、情趣横溢,因而也就显得尤其难得了。这一场小小的冲突,虽然发生于少妇和灵鹊之间,却完全具有人和人之间的性质、意义。上片显然出自少妇的口吻:误以为灵鹊说谎,便把它捉来锁进笼中,不再同它讲话。这里通过少妇的想象、行动,赋予了灵鹊以人的思想、行为,使之人格化了。下片则转换了一个叙述角度,让灵鹊讲话:我好心准备来报喜,哪知却把我锁在金笼里,但愿她那出征的丈夫早日归来,那时就会放我到天空飞翔去了。这就不仅仅是少妇对灵鹊的猜想,而且是通过对灵鹊内心世界的直接披露,完成了它的“人化”。正是这种拟人化的运用,才使得这一阕民间小词具有特殊的韵味。
有人说,这上、下片之间是少妇和灵鹊的问答或对话,这说法恐怕不确,实际上倒更像二者的心理独白或旁白,这不仅从语气和情理上看,它们之间不必也不像对话。而且,早期的词是入乐的,它通过演唱者的歌声诉诸人们的听觉,以口头艺术特有的声调语气,使用独白或旁白,是易于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态势,以至于表达主题思想的。上片在于表明少妇的“锁”,下片在于表明灵鹊的要求“放”,这一“锁”一“放”之间,已具备了矛盾的发展、情节的推移、感情的流露、心理的呈现、形象的塑造,这也就完成了艺术创作的使命,使它升华为一件艺术品了。
灵鹊报喜是我国固有的民间风俗。《西京杂记》载汉陆贾答樊哙问“瑞应”之语,有“干(乾)鹊噪而行人至”一条。《开元天宝遗事》中也有“时人之家,闻鹊声皆以为喜兆,故谓灵鹊报喜”的记载,这都透露了此种民间风俗的消息。不过,将灵鹊的噪叫当作行人归来的预报,毕竟只是一种相沿而成的习俗、观念,它本身并不见得合理,因而也就往往难以应验。而作者采用这一习俗入词,正是觑着了它的“跛腿处”而有意生发,其目的还在于表现少妇思夫不得而对灵鹊的迁怒。于是,不合理的习俗倒构成了合理的故事情节,而且也由此增强了词作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这真有如点铁成金的魔棒,有此一着,顿使全词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给了两段普通的心曲以光彩、活力、生命,词作活起来了。
文学作品的活与不活,取决于社会基础的深浅、生活气息的强弱、艺术表现的高低,那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理论问题,与此有关而又是本词特点的两点:一是心理描写上的逼真入微,上片用少妇对灵鹊的迁怒、惩罚,反映了一个空闺盼夫的少妇的渴念、急切、失望、怨怼,下片用灵鹊的表白,写出了它的善良、委屈、同情、愿望,而且前后呼应,相互补充,把两副赤裸裸的心肠摆在读者的面前,让读者触摸到它们激烈的跳动,看到了它们的细微的回环!二是艺术风格上的含蓄蕴藉,这不仅是指在全词中丝毫不直写少妇的思念,而且是指它用委婉的方式,若隐若现、欲言又止、发人联想地去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从而又使人感到全词都贯穿着少妇的思念。北朝民歌的“老女不嫁,踏地呼天”,以及敦煌曲子词的“枕前发尽千般愿”,它们所表达的那种出自肺腑的决绝的呼唤,自然不见于这阕《鹊踏枝》,但是,谁又能说它所蕴藉着的感情暗流不足以同它们相比呢?!而且,从艺术欣赏上讲,直接而强烈的呼唤,固然能给人以心灵上的震动,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可委婉而含蓄的暗示,却往往能启人心扉,发人联想,给人回味,让人掩卷之后仍然感到余音犹在、余味无穷。它的感人不在于如何强烈,追求的只是艺术上的隽永。描写细微方能形象、真实,风格含蓄才会深沉、感人,《鹊踏枝》那盎然的生气正是同这种描写方法和风格特点相关的。
重现于敦煌石窟的这阕词作,它的作者已经无从查考了,从它所保持的清新、活泼、通俗化、口语化等特点看来,当是一阕民间创作,它同敦煌卷子中所录存的其他词作,共同构成了一幅民间词创作的绚丽画卷,不仅使人们从中得以窥见早期词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及其特点,而且再一次生动地证明“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鲁迅语)和“在人民的创作中,蕴藏着无限的财富”(高尔基语)等等论断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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