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此篇选自《后汉书》。严光是封建社会中的隐逸之士。他有学问,有才干,所以“少有高名”,“帝思其贤”,又是光武的少年同学。对他来说,高官厚禄唾手可得。可是在光武帝即位后,他却改名换姓,“隐身不见”。光武访求他的行踪,把他请到京城,亲自登门拜访,劝他出山,他不肯;给他官做,他不要。最后在富春江边种田钓鱼,以终天年。这是封建时代的一种特殊人物。他们无视帝王将相,拒绝权势利禄,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洁身自好,我行我素,如巢父、许由、伯夷、叔齐、长沮、桀溺、商山四皓,等等,古代把他们归于隐逸之列。他们隐遁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愤世疾俗,有的是远祸避害,有的是修身养性,到后来甚至有人沽名钓誉,“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做假隐士。就严光而言,经历了西汉末年的大动乱后,他不愿再入官场,而是一心一意守持超脱、清高的节操。
严光坚贞执著,决不见异思迁。皇帝的礼聘,权势利禄的诱惑,他毫不动心。《荀子·修身》云:“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严光有自己信奉的“道义”,有坚定的意志,才能做到终身隐遁不仕。他与侯霸对比鲜明。侯霸官运亨通,位至三公。他自称公务繁忙,要严光于傍晚去见他,可见他为官作宦的骄矜之态。得了严光斥责他的信,赶快封奏光武,说明他一味奉上,还想在光武面前败坏严光。这有点像惠施怕庄子来抢他的相位了。侯霸以高官厚禄为荣耀,自以为显赫无比;而严光视之为粪土而已。两个人的精神境界,不啻有天壤之别。
严光自在洒脱,决不阿谀奉承,决不矫揉造作。对侯霸,取“狂奴故态”,绝不趋炎附势。对至高无上的光武帝,同样如此。光武亲临其馆,他高卧不起;请他出山,他闭目不应;问他“朕何如昔时”,他回答是比过去稍稍好些;两人共卧,他“以足加帝腹上”。一切都是严光的本来面目,即使面对皇帝,赤子之心不失,依然故我。执著的追求,无所讳饰的真性情,构成严光形象的特色。
汉光武与严光关系密切,成为本传中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个有作为的开国之主。鉴于西汉末年动乱不止,许多才士隐居岩穴,他四出访求。“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通过提拔被遗落的人才,达到天下百姓心悦诚服、一心归向的效果。汉光武对严光如此礼贤下士,目的在于“天下归心”。他对严光很了解,严光的不拘礼节、恃才傲物的态度,他不计较,显出宽宏大量。他尊重严光的意愿,没有用任何手段强留;严光死后,极为“伤惜”,下诏赏钱赐谷,可见他的通情达理。在《严光传》中的光武帝,很有个性,写得相当成功。
浙江桐庐富春江边,现在还留下了严子陵钓台。虽然钓台距离水面很远很远,垂钓是不可能了,但毕竟是风光优雅的一处名胜古迹,吸引了许多游人,严子陵的事迹,也就流传不绝。这应该归功于范晔成功地记述了严子陵其人其事。
〔注〕余姚:今属浙江。物色:形体相貌。齐国:治为山东淄博。这里指当地官府。安车:用一匹马拉的可以坐乘的小车。玄纁:黑色和黄赤色的布帛。这里指帝王用来聘请贤士的贽礼。北军:这里指汉代警卫京城部队在城北的驻地。太官:掌管皇帝饮食的官员。区区:自称的谦词。典司:掌管的公事。君房:侯霸字君房。鼎足:东汉以太尉、司空、司徒为三公,如一鼎三足。侯霸为大司徒,故称鼎足。(11)要领:腰与颈。(12)巢父洗耳:传说唐尧让天下于巢父,巢父不受,并认为这句利禄之言弄脏了他的耳朵,特地到颍水边洗耳。(13)除:任命。谏议大夫:秩六百石。(14)富春山:在今浙江富阳。(15)建武十七年:即公元41年。(16)特征:区别于平常选举的特别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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