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注释〕 上善若水:河上公注:“上善之人,如水之性。”(《老子道德经章句》) 几:接近、相似。 地:低卑的意思。 渊:深静的意思。 与:予,指和别人相交。 政:王弼本作“正”;“政”、“正”相通,故改为“政”,有行政的意思。 尤:过失。
〔鉴赏〕 本章老子以“水”喻“人道”,即如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所说:“水性几(近)于道同”。进而老子又认为,“道”的体现者——圣人,其言行之德应当类似于“水”之德,诸如像水一样处低卑洼地,像水一样湛静深沉,这样人才不会有过失。由此可见,本章反映了老子的人生态度。
在中国,除出现在《禹贡》、《水经注》、《河渠书》等典籍中的“水”,还保持着纯粹意义上的“水”外,不少典籍中出现的“水”已被赋予了人文精神,如《战国策·西周策》中讲到的“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水”,就被赋予了促使华夏统一的重要水文精神;而《管子·水地》则将“水”比作“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还将“水”与当时春秋七国的人文民性相联系,如“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
“水”在有些典籍中还被赋予了道德意义,如《荀子·宥坐》就讲到孔子观水时的着眼点:“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絜,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于是就有了“水德”的说法。
而老子则从水中引申“水德”,以赋圣德。苏辙《老子解》说:“水无所不利(万物);(水)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地也;(水)空处湛静深不可测,善渊也;(水)挹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仁也;(水)圆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信也;(水)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也;(水)以载则浮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能也;(水)不舍昼夜盈科后进,善时也。”
按照老子以“水德”赋圣德的原则,那么,人就必须兼有上述这些德行。但实际是不可能的,就是圣贤尧舜、孔孟也都无法做到这么完善。所以老子又从“道”体无为不争、处卑求存出发,强调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认为做到这一点,也算是得道之人,所以说“几于道”。
这“水”润万物而不争,与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同工异曲,人赋此德也必然能做到成其私、求其存。而唯独这要求人像“水”一样,避高趋下,往低处流却有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常理。然而,这恰恰是老子思想的精华所在,老子认为人往高处走不一定是好事。对此近代曾国藩深有体会,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讲到:“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家书》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致沅弟季弟》)为了防止从高处颠坠,曾国藩在给兄弟的信中又讲到:“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萎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家书》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由此退到汉代张良,也是在权势显赫之时自求封于“留侯”而隐退,这实际上是效仿上述“居善地”,“处众人之所恶”的“水德”道理。再联系到春秋时代老子本人,一生始终以卑职(周守藏室史)自处,并于衰乱之世出走函谷关,这不能不说是对“居善地”的最好注解。
那么,无权势名声显赫者,是否就无必要遵循这种“处众人之所恶”的“水德”?庄子认为,此“水德”带有普遍性,他以处卑不材之木反而得以生存的例子来喻说此理,进而用人世间地位低卑、受众人轻视的支离疏来说明“处众人之所恶”的反而能“无尤”。这是因为支离疏含垢有残,所以政府征兵、征税就找不上他,而放赈救济贫病却又必找上他,所以庄子说他不仅能养身,还能享尽天赋之年(《庄子·人间世》)。这当然是在于“处众人之所恶”而造成的。
在这意义上说,凡人不都可以从这“水德”中得到些启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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