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三十三章]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四十六章]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三十二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七十七章]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鉴赏〕 老子曰:“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三十三章》)以“知足”作为生命充盈而富足的常态,以“知止”作为淡泊明志、悟彻大道的通灵之所,故有“知足知止”之说。
老子首先立足于“天道”,以明人世之理。如《三十二章》论及“道”之无为而无不为:“‘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道”无名无状,显微无间,统制万物却了无声息,故天下莫之能臣;若侯王谦弱自持、守道以为,则万物自安其性,各自宾服。此时天地和合,云行雨施,大化流行,道之大德均普于民,恩泽广施;天地生养万物,自然而然,无所偏狭,此为和谐之至。
然则“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三十二章》)。人文之发展,必然有名物制度之建立,但是,人君若有“道隐无名”之自觉,则不应桎梏于“名”,宰制于“分”,而应“行无为以返于太初之始”(蒋锡昌《老子校诂》),也即明“道”之所在,并由之建立行为坐标,适可而止。此说旨在以“天道无为之益”论及人之行为应当以道为法。概而言之,“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三十二章》),无为之“道”如同纳川之海,万物若江河自然归之;如此,“归之”成为主体主动自觉的活动,强为之者,则会适得其反。
另一方面,《四十四章》由“人道”出发以言“知足”:“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薛蕙曰:“多犹重也。世人不知贵己贱物之道,而危身弃生以殉物。”当世之人,心意外驰,逐物而动,故常累于成败得失,以致殉物丧己;当世之国,亦因利之所趋而彼此征战,烽火连天,流血漂橹。究其实,受制于一己、一国之欲也。世间欲壑难填,“惟知足知止而不贪名货者,则不致污辱危殆,可以长且久也”(范应元《老子道德真经古本集注》)。知足者,无锐意强夺之心,常处安详自足之境,内无悔咎、外无争攘;由淡泊以明志,因宁静而致远。故老子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
“知足”无须外假,自然而足,乃“常足”也。唯其心以“自足”为乐,其行为方可有所“止”,所谓“知止”也。而人何以应“知足知止”?此以悟“道”明“德”为基。
盖“我性之所禀为我者,道德也;其所假而生者,神明也;其所因而成者,太和也;其所托而形者,天地也。凡此数者,然我而我不能然也”(严遵《老子指归》)。也即:我之为我之性,秉授于道德,因凭于太和,依托于天地;此乃天地造物之神,非因一己之力也。因此,“法象莫崇乎道德,稽式莫高乎神明,表仪莫广乎太和,著名莫大乎天地”(同上)。万象皆由天地道德所生,“我”亦如此;故世间之物皆以“道”之神明为至高至法,以“道”之稽式为至广至大。“是以圣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地之心”(同上)。因此,明“道”之人自觉以天地道德为己之德,以天地之心为己之心,所谓“精深而不拔,神固而不脱;魁如天地,照如日月”(同上)者也。
然则天地大德与天地之心为何?“道德之化,天地之数,一阴一阳。分为四时,离为五行,纶为罗网,设为无间;万物之性,各有分度,不得相干”(同上)。由是可知,天地之间大道流行,皆有分有度,阴阳、五行、四时乃为自然法式;芸芸众生各有其性;天地轮转,如是和谐,道之大德,以有此“分度”为首,故人之行亦应“知止有度”。且“造化之心,和正以公,自然一概,正直平均,无所爱恶,与物通同;剂长续短,损盈益虚,不足者养,有余者丧”(同上)。盖因天地造化平正公道,泽被万世,周流于万物之中,辅之以自然而无所好恶。同时,“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万物依恃“道”长养自身,“道”作为万物之母默默给予而无所希求,无为无欲但义不容辞,此乃天地大德之另一表现;故人应以道之大德涵泳心神、无欲中正,为而不恃、功成不处,恬然淡泊而“知足”也。
由是可知,得道之人,自觉效法天道之德:知足知止,无欲淡泊,有节有分。同时,正由于“道德神明常生不死,清浊太和变化无穷,天地之道存而难亡,阴阳之事动而难终”,故圣人“常自然,故不可杀;处虚无,故不可中;细名轻物,故不可污;欲不欲,故能长荣”(严遵《老子指归》)。圣人体道合德,不务名物,故能与道德神明、清浊太和共享长久长荣。反之,“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过于追求名货,耽于物欲,不仅背离天道之常,恣耗心神;且会互争互斗,骄奢求势,终不免精损神亡,名货俱终。
《庄子·让王》有一则假托孔子的寓言: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孔子愀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丘诵之久矣,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颜回之生,以为衣食已足,鼓琴歌咏,求道自乐,乃自得于心,闲雅之至,此外无所希求。正如孔颜乐处所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在此,庄子以颜回贫而不仕,以明知足知止者,无累于功名爵位,虽艰难困顿却乐以忘忧。当人心于外物无所拘系,自可忘怀得失,此乃自由之精魂,道家之独立人格也。
因此,“知足知止”在道家发乎“道”,止于“道”,因此,王淮说:“知足,是主观上之知止;知止,是客观上之知足”(王淮《老子探义》);心由悟“道”而自足圆满,行因知足而止息于“道”。孔颜之乐虽称道于儒家,但其本质内涵仍为本心得道之乐,由此不假于外物而显超然之自由,此处与道家甚为相合。且儒家亦有“止于至善”之说,其中“至善”之谓,亦指“道”言。但儒道之根本区别,在于“道”之内容不同。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之义,自古多解,宋代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解释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此解尤可参:所谓“至善”,即由己之“明明德”自然外衍以“新民”,包含内圣外王两端,故与道家之“止”的内涵迥异。
儒道之“止”,殊义而互融。它们神往于“道”,或淡然超越,或济世深沉,以不同的路向构筑起中国文化的双重人格。于是,文化机体有了蓬勃的生命,文化血脉欢涌贲张。为此一“止”,中国文人在荆棘满目的路途中行走了千年。然而,生命的无限张力延伸着历史,使理想之“道”历久弥新。直至今天,这一柱擎天的力量,依旧扬起文明的风声,我们为之奔跑,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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