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全集《第九章·功遂身退》释义

功遂身退

【原文】

持而盈之[1]，不如其已。

揣而棁之[2]，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3]。

功遂身退天之道[4]。

【注释】

[1]持：执也，握也，即把持；盈：满也，即丰盈。

[2]揣而棁之：把铁器磨得又尖又利。揣，置也，放也，即存放；锐，尖利。

[3]咎：祸咎，灾祸。

[4]天之道：即自然规律。

【译文】

执持盈满，不如适可而止。

将铁器磨出锋利的刃，不可长久保持刃的锋利。

金玉满堂，不能长久守住。

富贵而骄纵，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祸害。

功成身退是自然运行的规律。

【解析】

芸芸众生，谁不追逐名利、贪爱财富、倾慕荣华？能做到超然物外者有几许人？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我们要吃、穿、住、用、行，这是最基本的需求，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我们还会积极地思考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马斯洛的需求五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求是分等级的，当低级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我们就会迫切满足自己更高层次的需求，这是十分简单而又非常复杂的道理，说它简单是因为提到需求，每个人都深有体会，不难理解；说它复杂是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对需求的理解也不同，这是就个体而言的，从整体上说，人类的贪欲是永远都无法满足的，这一劣根性决定了人类会一直追逐名利、富贵。一旦我们名利双收，该如何留住它们，而不致使它们如云烟般飘散？这一章讲的就是怎样才能永久地保住名利和富贵的问题。

我们先从生活中的小常识谈起，这也是老子在本章开头点及的问题。

手拿一个杯子，往里面加水，当水满的时候，我们还不停地往里加，结果会怎样呢？这是三岁的小孩都能回答的问题，水满了当然会溢出来。换一个问题：我们拉满弓后继续用劲拉，结果会怎样呢？毫无疑问当然是弦被我们拉断了。这两个小问题同出一源，那就是“满招损”，这个道理无人不晓，无人不懂，但要是与我们的实际生活和我们自身的欲望挂起钩来，恐怕就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明白了。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是人的本性使然。我们人类如何克服自身的弱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让我们且看锋利的剑吧，它又尖又锐，锋芒毕露，然而锋刃易卷，再磨再损，不久就会被人放弃，因而老子说越尖锐的东西，越不会长久保存。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如此比喻人生，听起来有些消极，但也不违背常理。人生的短暂和草木的转眼枯亡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我们一想到自己的年龄就发憷，不禁哀怨日子太过匆匆。有人在短暂的一生里拼命捞取金钱，试图用对财富的占有来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而有的人一心出名，想通过名声来证明自己没有虚度生命。于是人们开始争名夺利，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不惜出卖灵魂，结果是得到的没有付出的代价昂贵，何苦呢？当然，我们不反对采用正当的手段来获取金钱和名利，但我们必须清楚，人是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富贵和名利是分毫也带不走的。

古往今来，没有人能永久地保存自己的名位抑或财富，即使是财富和权力倾天下的王公贵族，甚或一手遮天的帝王也无法保留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他们让后人将珠宝和自己的尸体埋葬在一起，并安装上了各种机关，以求保全自己生前拥有的财富，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就在他们被安葬后，盗贼潜入他们的坟墓，将他们陪葬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并将他们的尸首抛弃在荒野，这是多么悲惨的结局！更有甚者，有的帝王连自己的尸体也被偷走了，因为他们身上穿的是金缕玉衣，他们不但失去了珠宝也失去了自己。

老子在这一章告诉我们：物极必反。太满会溢，太尖利会断，这就启示我们要适可而止，进退有度。太露锋芒就会遭人嫉妒和陷害，不如到一定的时候退而隐之，即“功遂身退”，绝不可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欲望。退而隐之不是形式上的退居深山，而是要有功不倨傲，有名不恃名，有财不扬财。这就叫遵循大道。

大道就是如此，它滋养万物而不居功，没有恩义的对待，也就无所谓报答；万物接受大道的恩典，不去报答，大道和万物仿佛毫无关联，所以也就没有怨恨和嫉妒，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类只有和大道同步才能做到收放自如、进退有度，才能达到失也是得、退也是进的境界。

为人之道

曾国藩功成身退以自保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曾经多次派八旗兵和绿营兵去镇压。但是，八旗、绿营在太平军面前连连败北。为了对付太平军，清廷想了个新招，即命令全国各省立即兴办地方团练，然后共同对付太平军。

当时，曾国藩是清廷的在籍侍郎，因为母亲病故，在老家湖南湘乡守丧。他得知清廷命令各省可以兴办地方团练的消息后，便以在籍侍郎的资格受命帮办湖南团练。没过多久，一支以洋枪洋炮装备的军队出现在湖南大地。这支军队叫做湘军，由水师和陆师组成。

湘军是曾国藩一手炮制的，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由此可见，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个人。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军成立后，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依仗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率江苏、安徽、江西、浙江4省的军务，这4个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获得最大权力的汉族官僚。对此，曾国藩并没有洋洋自得，也不敢过于高兴。他头脑非常清醒，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居安思危，审时韬晦。

事实上，曾国藩的韬晦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因为当曾国藩率湘军攻占了湖北省省城武昌的消息报告到清廷后，朝廷上下反应不一。咸丰皇帝喜形于色，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没有想到曾国藩这样一个书生，竟有这样大的本事，建立下如此丰伟功绩。”众大臣听皇帝夸奖曾国藩，不仅产生了妒意，而且有戒备之心，怕曾国藩的出现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有的人在皇帝夸奖曾国藩后就不失时机地提醒咸丰帝说：“曾国藩在家为其母守丧时，已不是清廷的官员。这样一个在籍侍郎居然能一呼百应，从者万人，此恐非国家之福。”本来很高兴的咸丰皇帝听到这么一说，其脸色立即由晴转阴，很长时间陷入沉思，一语不发。曾国藩对清廷皇帝、大臣们的心态是很了解的，所以他在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取得了一定成绩时，没有喜形于色，而是非常谨慎。

后来，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了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计的曾国藩此时并未感到春风得意，飘飘然。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他在这个时候想得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他想起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的例子。曾国藩决心以历史作镜子，在功成名就之时，妥筹保身良策。曾国藩思来想去，采取了如下行动：

一方面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叫弟弟认真回忆一下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渡过一次政治危机的。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其弟曾国荃抢得最多。左宗棠等人据此曾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国藩很知趣，进城后，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会试，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撤湘军4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多方面矛盾，原来准备弹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弹劾了，清廷也只好不再追究。这就是曾国藩叫弟弟认真回忆的那次政治危机。现在他写信给弟弟，要他尽快抽身引退，也是“以退为进”的上上之策。

另一方面他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牟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留下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许多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对清廷是一个潜在威胁。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曾国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捉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时，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从政之道

宰相退隐保命

在中国古代，仕途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它充满了荆棘和险恶，因此很少有人能在政治舞台上终其一生。明智者，会审时度势，急流勇退，因此他们得以安度晚年；愚钝者，当退不退，垂死挣扎，或者身败名裂，或者身首异处，下场极其惨烈。

唐朝玄宗时，有一名宰相叫萧蒿，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深受玄宗赏识。这使他遭到另一名宰相的妒忌，因此处处受到排挤。他势单力薄，无力反击，只好上书皇帝，请求还乡。

玄宗很纳闷，问他：“我并没有厌倦你，你为什么要还乡？”

萧蒿说：“我蒙受陛下的厚恩，任职宰相，富贵已到了极点，趁陛下还未厌倦我的时候，我尚能平安退下。等到陛下一旦厌倦我了，我的头颅都难以保住，到时恐怕回都回不去了。”玄宗听他言之有理，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回乡后，修园造林、修身养性，得以安度晚年。如果不知及时引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的性命也会难以保全。

商鞅功成不退惨遭酷刑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十分着名的变法，新法的推行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当初商鞅到秦国后，通过孝公宠臣景监的引荐，“四说”秦孝公。第一次说以“帝道”，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于是责备景监说：“你推荐的人是个狂妄之徒，他讲的道理迂阔无用，你怎能向我荐举如此迂腐之人？”

几天后，商鞅又说以“王道”，这一次孝公承认商鞅博闻强记，但认为他这次所谈的学说不适用于现在的秦国。又过了五天，他又以“霸道”去游说，秦孝公觉得商鞅的这种学说有实用价值，态度热情起来。第四次见秦孝公时，他谈变法强国之术，秦孝公大悦，连续共谈三天而无倦容，最后令商鞅为左庶长，主持秦国变法。

新法的具体内容是改革旧制，以图富国强兵。但改革旧制就是向整个旧势力挑战，必然遭到激烈反抗。商鞅仗恃秦孝公的坚决支持，不顾为此得罪人。

首先得罪了许多说长道短的人。商鞅认为新法公布，他们就应照法行事，而不能议论新法本身，否则将他们从咸阳销掉户口，发配边疆做戍卒。又得罪了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官僚。他们二人攻击新法，被贬为庶人。又得罪了秦国宗室贵族的许多人，最后得罪了太子驷，为自己准备好了掘墓人。

新法的第一条就是迁都咸阳，太子驷表示反对迁都，并说变法是错的。商鞅报请秦孝公处罚太子，因太子是未来的君主，不能施以肉刑，便施刑于太子的师傅，将太傅公子虔处以劓刑（削去鼻子），太师公孙贾黥面。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姓祝名欢，身份可能是巫祝之官，也被商鞅以非议新法罪名杀掉。

说新法不好不行，要受处罚；说新法好也不行，也要受处罚。新法施行后，有人又来说新法的好话，商鞅又下令将这些人逐出咸阳，迁往边城。

新法是富强之道，但商鞅没有考虑新法发布实施应有个过程，应给百姓一个思想接受和行为适应的过程，而一味严酷量刑，甚至稍有触犯就处死刑。

太子被得罪了，太子师傅受了肉刑；宗室贵戚被得罪完了；一些朝臣被得罪了，颂扬新法和非议新法的许多咸阳人都被得罪了。商鞅的变法虽然从本质上来说会受到全国百姓的支持，但商鞅执法严苛却使一些百姓怨恨。而且变法是自上而下的，上面的人，树敌太多，而他是一个从外国来秦国做官的人，在秦国本无根基，又树敌太多，凶险在潜伏着。但商鞅对此毫无察觉。

周显王二十九年，他率兵伐魏，计俘魏将公子印，大败魏国。秦孝公论功行赏，封商鞅为侯，将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地十五邑封给他，从此人们称他商君，历史上称他“商鞅”也由此而来。商鞅更是洋洋得意。

就在他被封为侯，食商地十五邑后，一天一个叫赵良的人来见他。这个赵良，原是他的熟人，见面后商鞅因已暴贵而得意，并表示愿意和赵良交朋友，意思是赵良现在可以沾他一些光。赵良苦口婆心劝他要深思祸福荣辱盛衰之道。

商鞅问赵良：“我大治秦国，你不高兴吗？干吗还劝我身退呢？”

赵良答道：“一个人能听相反的声音才是聪；能正确审视自己才叫明；能战胜自己才叫强。你决不可因贪名位和追求享乐而绝了自己的后路啊！”

商鞅不听规劝，反而洋洋自得地摆出自己变法的功劳，并问他与五羧大夫（即帮助秦穆公建成霸业的百里奚。他原为虞国大夫，被晋俘获后作为陪臣送到秦国，出走到楚国后又被秦穆公用五张黑羊皮赎回重用，因此被称为“五羧大夫”）相比谁更有才能。

赵良答道：“五羧大夫辅佐秦孝公成为西戎霸主，但自奉甚俭，暑不张盖，劳不坐车，在国都内行走不带随从和仪仗。他死后，秦国男女流涕，不大懂事的孩子都不再唱歌，这是他施德于百姓的原因。可是你商君相秦后，急功求成，伤人太众，积怨蓄祸太多。自己又大肆享受富贵，外出时前呼后拥，武士横刀持剑，仪仗排场那么讲究。”

最后，赵良明白指出了商鞅的危险处境，上面有人恨你，百姓对你只是怕而不感激你，你处境危险像早上的露珠一样，还想延年益寿求长享富贵吗？我看你还是归还封地和官爵，到边远地方耕田灌园自食其力去吧！如不听我的劝告，一旦当今君王过世，秦国不知有多少人想抓住你杀掉你，你的失败身死可翘首而待！但自以为功业成就正在人生巅峰的商鞅哪里听得进赵良的话。

赵良的精辟分析很快就被严酷的事实证实了。周显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去，当年的太子嬴驷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秦惠文王。他的那位被割了鼻子含恨七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师傅公子虔，指使人告商鞅谋反。秦惠文王派人去逮捕商鞅，商鞅逃到魏国。魏国记恨他前番用诡计俘虏公子印之仇，怎肯收留他，派人将他引渡回秦国。商鞅被魏人押入秦境后，又寻机逃跑到自己的封地商。秦惠文王当年的另一位师傅，即被商鞅处以黥刑的公孙贾率兵来捕捉商鞅。

就这样，商鞅当初变法时的反对力量一齐反扑过来。商鞅被押到咸阳后，秦惠文王下令将他处以“五牛分尸”的车裂之刑。商鞅之死有历史的客观的原因，但主观上商鞅倚仗秦孝公一人支持伤人太众，执法太苛刻，功成后贪恋富贵而不知急流勇退，也是致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