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龚自珍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自西晋左思开诗中“咏史”一路后,咏史之作渐分两途:一是专写历史上某一具体的人或事,多以所咏对象为题;另一种专题“咏史”,内容多泛咏古人古事。咏史之作均着眼现实,但前者对史的依附性强,后者则自由度大。龚自珍这首诗属泛咏一类,却又自不同。同一般咏史诗从以古鉴今,以古喻今的角度与现实发生联系的方式,以及由这种方式导致的隐曲效果相比较,这首诗在“咏史”的题目下,从写法到命意,都是直面现实的。
身当衰象毕陈的封建末世,龚自珍蒿目时艰的深广忧愤,一发为融汇于诗文中的对现实正视、揭露、鞭挞的多重奏鸣,其中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这首诗专注于官场士林的颓败,是他总体社会批判中的一个突出方面。
作者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去纠缠历史。首联以纵横飘忽的笔力指出,向来繁华富庶,有“六朝金粉”之称的东南广大地区,统治阶层上流社会的形形色色,惯会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织造了多少重无聊而又无谓的恩恩怨怨。特标“东南”,乃在突出首要,当然是对整个士林的现实概括。进而仔细分去,又有几种区别。颔联的“牢盆狎客”指依附权门的帮闲幕客;“团扇才人”指像东晋重臣王导之孙王珉一类整天手摇白团扇,谈玄论佛的贵族子弟。前者谗媚钻营,以帮闲有术而总揽大权,播弄是非而操持政要;后者身居高位却百无一能,虚饰风雅以荒忽政事。如此士林丑类却分别“操全算”、“踞上游”,那政治的腐恶便可一望即知了。一“操”一“踞”同时道出作者极端憎恶的情感评价。
“上游”的黑幕是如此,那么普遍的士林风气又如何呢?颈联的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凌厉剀切地描绘出了这个末世的士人们的畏葸猥琐。在文字狱的高压下,他们犹如惊弓之鸟,著书立说全不敢涉及现实,为了明哲保身,他们只会拚命钻入故纸堆中搞些无关宏旨的“学问”,以此混些衣食之需以苟且偷安。这不是一二人而已,整个士林“都”是如此!避席,原意是离开坐席起立,有郑重、谨慎之意,这里用来形容士人们一闻文字狱便慌张失态、如临大敌,甚为生动。“稻粱谋”语出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结句“君看随阳雁,各有稻梁谋”。这里的“随阳雁”,指趋炎附势之徒,相当于本诗中的“牢盆狎客”。诗人移来形容广大的士林,措词虽同,命意却新。
前六句不同类型的展开,已寓鞭挞于揭露性的描述,命意极显豁。但他最感到痛心疾首的还不只是这些现象本身,而是弥漫于儒林中“士不知耻”的普遍精神萎弱。这种精神萎弱同时包括了社会责任感和个性气骨的双重丧失。那种种令人愤慨而又鄙夷的无聊无耻,使人怒其不争而感慨万端的猥琐、苟活,正是“天下之廉耻”被“震荡摧锄”(《古史钩沉论》一)的结果。所以尾联用“田横五百人”的故实呼出震聋发聩的反问。
《史记》载,刘邦统一天下后,欲使自立为齐王的田横兄弟归降,以“封侯”相许。但田横不甘臣伏,去洛阳途中慨然自刎。他手下留在岛上的五百多人听到这消息后也全部自杀。作者引用这样一个充满壮烈情调和高扬着铮铮气骨的故实,既同他笔下的现实对象构成反差强烈的鲜明对照,发问的语气也表示出淋漓尽致的刻骨嘲讽。同时,就在这种对照与嘲讽中,前面端严整饬的揭露性描述所蕴积着的遒劲风骨,陡然绽放为全诗醒豁的审美风貌。这种风骨遒劲的审美特征,多重组合着龚自珍“歌哭无端字字真”的独特个性气质,“九州生气恃风雷”那种刚健力量的呼唤,以及“不拘一格降人才”以扫荡士林颓风的期盼。
表现为直面现实之突出特征的龚自珍的《咏史》,首先在于明白无误地将现实描写作为主体对象,而不是像通常的作法,由“史”开端,逐渐隐曲地导向现实,显出命意;其次体现为“史”在诗中始终处于现实描写的附从地位,“团扇才人”同“田横五百人”并无任何联系,是一种诗思驱动的随手拈出,络结在现实的情感思考当中,所以并不作执著的更多开掘。因此,这种手法与其说是“咏史”,不如说更贴近于诗中的用事用典。但诗人还是以“咏史”作为诗题了,这一处理,并不如有人理解的那样,是为了躲避文字狱的“方便”,而是诗人在“博览群籍”养就的深沉历史感,在经世致用原则导引下无可遏止地同现实构成正向和反向的沟通。他对历史的思考是他现实思考的载体,而他的现实思考又总是延伸到历史之中。不独这首诗,他的诗文整体所显示出的那种“旷邈”之思,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于是在直面现实的“咏史”之下,那骨力遒劲的审美风范,便又融入了深旷博厚的历史意识,显示了诗思中现实同历史相交织的内在张力。也许正是对这一重意义的捕捉,作者才题为《咏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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