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题豫章四贤像拓本(其三)·陈三立

漫题豫章四贤像拓本(其三)·陈三立
驼坐虫语窗，私我涪翁诗。
镵刻造化手，初不用意为。

陈三立对他的“乡先辈”黄庭坚心摹手追，备极景仰。早在光绪十九年(1893)时，三立随其父陈宝箴在湖北任上，游黄州诸山，过黄冈杨守敬书楼，见有宋刻《黄山谷内外集》，即欲广其流传，解梓授刊人。(见陈三立《山谷诗题辞》)三立早年的诗，亦专学山谷，避俗避熟，力求生涩，由此而开创风靡一时的“同光体”诗派。

这首小诗短短二十字，已把作者的论诗宗旨揭示出来。前两句写夜读山谷诗的情景：弯着背坐着，秋虫在窗外鸣叫，它大概也跟我一样，对涪翁的诗有所私爱吧！涪翁，黄庭坚之号。“虫语窗”三字，切不可滑眼看过。山谷在《胡宗元诗集序》中曾说：“夫寒暑相推，草木与荣衰焉，庆荣而吊衰，其鸣皆有谓，候虫是也。……候虫之声，则末世诗人之言似之。”山谷提出，诗歌应有“不怨之怨”的精神境界，读书人虽抱有青云之志，而往往只能沉埋草野，壮志难酬，只能发出候虫那样的“有谓”之鸣，以抒胸中抑郁之气。陈三立对山谷的诗论是有深切的领会的。他正是处于“末世”的诗人，戊戌变法失败后，三立与父湖南巡抚宝箴被革职归里，永不叙用。以后几年间，家国多事。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宝箴忧愤而卒，葬于南昌青山之原。不久，庚子事变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王朝风雨飘摇。此诗作于光绪三十年(1904)，时作者寓居南京，自言“老夫所殉与终古，当世犹称善属文”(《园居漫兴》)，诗人已作好“殉”他的政治理想的准备了。

“镵刻造化手”，五字可作山谷诗的定评。黄庭坚为诗，千锤百炼，仿佛天地创造化育万物的手段。诗语本韩愈《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劖。”山谷诗刻意出奇，在谋篇、造句、炼字上都脱弃凡俗，求生求新，这也是陈三立诗歌的特点。陈衍对三立诗极为称赏，谓其“戛戛生新，而绝不钩棘”，五十年来，“称雄海内”(《石遗室诗话》及续编)，但陈衍又强调，三立诗虽避俗熟而求生涩，“而佳语仍在文从字顺处”，“然其佳处，可以泣鬼神，诉真宰者，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也。”两次指出三立诗的“文从字顺”，自是别具只眼。三立学黄，其成功处亦在于此，这就是他在本诗中所说的“初不用意为”！

千锤百炼，可与造化之功相侔，而迹其本意，原是不必费尽心思去雕琢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才是天地造化万物的大手段。黄庭坚对此深有领会：“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与王观复书》之二)又云：“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与王观复书》之一)黄庭坚在教导后学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要“句法简易”，“不烦绳削”，要“理得辞顺”，甚至说：“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同上书)其用心是良苦的。既要“镵刻”，又要“无斧凿痕”，这个矛盾如何统一？陈三立的理解是“不用意”。所谓不用意，是建立在“镵刻”的基础上的。首先要掌握写诗的全部艺术技巧，句锤字炼，然后再摆脱技巧的束缚，而达到“大巧”的最高境界。镵刻，是自然的前提；自然，是镵刻的目的。黄庭坚和陈三立都一致认为，陶渊明的诗，就是具备这“天机”的最佳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