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日·陈三立

人日·陈三立
寻常节物已心惊，渐乱春愁不可名。
煮茗焚香数人日，断笳哀角满江城。
江湖意绪兼衰病，墙壁公卿问死生。
倦触屏风梦乡国，逢迎千里鹧鸪声。

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春伊始，陈三立在寓所度过了遭谪、丧父后移家金陵的第一个人日。旧俗人日或登高、或剪彩，以庆贺新岁，隋阳休之《人日登高侍宴》诗、唐徐延寿《人日剪彩》诗，可作明证。然而，同样是人日之咏，往往又被历代诗人借以发泄思乡怀友情绪，高适的“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人日寄杜二拾遗》)，陆游的“非贤那畏蛇年至，多难却愁人日阴”(《人日雪》)，即是此类。三立所作，自然属于后者。

气候节令，应时风物，本为自然界之客观现象，也为人们所习见，要说它们有什么喜怒哀乐的感情色彩，全然是咏唱者主观情绪的显现。刘勰云：“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篇》)在首联中，陈三立也是受了“节物”即节令的触发而“心惊”，而生“春愁”，发出入日的感慨，只是诗人并不刻意描摹客观具象，也摆脱了常见于人日诗的借残雪寒梅叙悲情的俗套，而着重在主观情志的发抒，故直言“惊”与“愁”。如果联系诗人的不幸际遇，便可发现这直言中有他那难以自持的哀伤之情：丁酉丧母，戊戌革职，已亥染疾，庚子年更是倍逢劫难，京师失陷，“皇上”出逃，父陈宝箴竟不明不白地死去。接连的身心摧折，早使他肝胆欲碎，这一年是凶是吉，尚难预料，惊弓之鸟，实在不敢正视报春的“寻常节物”。诗人不像苏轼那样“天涯已惯逢人日”(《庚辰岁人日作》)，他是在客居失亲的境况下首逢人日，国难家痛，交杂搅和在一起而“不可名”了。

诗歌一开始就将愁绪推向高峰，使馀句不得不围绕消愁而展开。在“煮茗焚香”的闲适气氛中计数时日，反省自我，似可稍稍安抚重创的心灵，但满城的“断笳哀角”却破灭了诗人追求感情平衡的意愿。那撼人心旌的笳角声暗示出时局不安、兵马未歇，使诗人不得不放弃求闲，而转图有所作为。诗的颈联，便随而引出对个人处境的思忖：如今落拓江湖，体衰多病，已与庙堂无缘，空怀一腔报国志。诗人反躬自问，昔日的宦门后代，及第进士，何以弄得困羸不堪，孤倚墙壁，更不知今后的生死荣衰。看来，虽欲图作为，终还是希望渺茫。最后，这令人愁闷的气氛，终于使诗人心神皆倦，不知不觉中头触到屏风，就端坐着闭上了双眼入梦去了。在温馨的梦境里，或许能见到故乡与亲人，得到一点乐趣和安慰吧？然而不然。在梦中迎接他的，竟是亘绵不绝的“鹧鸪声”。连梦中也是“行不得也”，还有比这更难挨的“人日”吗？

这首诗是诗人对孤寂而无奈的生活现状的悲诉，诗中表达的愁情起于初春节物的感触，以后即不受节序诗旧模式所限，纯以主观意志走笔。在生愁与消愁的过程中，由内而外，由远而近，几经折宕，最终抒情主人公还是被围困在那狭小逼仄的空间中。诗人无官职无双亲，更无前程可盼，有的只是“春愁”、“衰病”和“乡梦”，诗歌传出强烈的万物于我皆空的感受。有国难报，有乡难归，有景不敢赏。室内是升腾的水气，缭绕的香雾；户外是回荡的笳角声，连梦里也只能听到鹧鸪的呼号。新岁方七日，已觉一派渺茫，这馀下时日又该如何打发，真是一道不可解的人生难题。

诗的基调低沉，感情却无矫饰，透过哀怨酸楚的诗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特定时代里真实的自我，一个活生生的“墙壁公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