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陈继儒
吾朝杨用修长于论词,而不娴于造曲。徐天池《四声猿》能排突元人,长于北而又不长于南。独汤临川最称当行本色。以《花间》、《兰畹》之余彩,创为《牡丹亭》,则翻空转换极矣,一经王山阴批评,拨动髑髅之根尘,提出傀儡之啼笑,关汉卿、高则诚曾遇如此知音否?张新建相国,尝语汤临川云:“以君之辩才,握麈而登皋比,何讵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临川曰:“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张公无以应。夫乾坤首载乎《易》,郑卫不删于《诗》,非情也乎哉!不若临川老人,括男女之思而托之于梦,梦觉索梦,梦不可得,则至人与愚人同矣。情觉索情,情不可得,则太上与吾辈同矣。化梦还觉,化情归性,虽善谈名理者,其孰能与于斯?张长公、次公曰:“善!不作此观,大丈夫七尺腰领,毕竟罨杀五欲瓮中。”临川有灵,未免叫屈。
——《媚幽阁文娱》
《牡丹亭》是《西厢》的后劲,《红楼》的先导,不仅在艺术上,“古今雅俗,泚笔皆佳”,“翻空转换极矣”;而且在内容上,开启了一代的新思潮。用一个“梦”,编织出一幅“情”的画卷,又用一个“情”,树立起一面与“理”相对立的思想旗帜,在当时的思想界、艺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让杜丽娘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认识了自己,要求拥抱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青春。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动,使她做了一个与封建礼教极不相容的梦,还要背着人到花园里把那个桃色的梦寻回来,说明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与封建礼教彻底决裂。正是这种梦境与实境的分裂,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促使她成为义无反顾的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也只有这种超越生死的“至情”,才有力量与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挑战。汤显祖“以《花间》、《兰畹》之余彩”,画出了杜丽娘如何勇敢地越过封建礼教的“雷池”,奔向梦境,奔向理想,奔向她热切向往的人生。从而撬开了封建礼教的闸门,放进了一股清新活泼的空气,这就是《牡丹亭》所作出的伟大的历史贡献。所以这部划时代的剧作一问世,一些著名的文学家、理论家就给予极高的评价,王思任,也就是陈继儒所说的“王山阴”说:“若士以为情不可以论理,死不足以尽情。百千往事,一死而止,则情莫有深于阿丽者矣。”意思是“理”不能解释“情”的作用,“死”不是结束“情”的终点,只有“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阿丽”,才是真情、至情的化身,真足以“拨动髑髅之根尘”,不愧临川之“知音”。略后于他的张岱,也在尖锐地指出当时剧坛的通病是“但要出奇,不顾文理”,只有《牡丹亭》把“奇”和“理”很好地结合了起来,“灵奇高妙,已到极处”,也够得上《牡丹亭》的“知音”了。然而真正能使髑髅生肉、傀儡动情、临川相视而笑者,我以为还是陈继儒的“化梦还觉,化情归性,虽善谈名理者,其孰能与于斯”的评论。就是说《牡丹亭》通过一个离奇的梦,使人们觉醒;通过一片纯真的情,叫人性复归,这是那些侈谈名理者,所没有梦想到的。真是舌底翻澜,笔底生花,寥寥数语,把汤显祖的“梦中之情,何必非真”,“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种种妙谛,揭示得如此明白,如此深刻,非“善谈名理者”,何克臻此!
“阿丽”那种超越生死的“至情”,带有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实质,带有认识个人价值、人生价值的思想萌芽,对于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都带有明显的反叛性,难怪它只在黑暗的长空中放出一线耀眼的光辉,很快就被聚集起来的乌云吞没了,而青年男女依旧被关在黑暗的封建的闸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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