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徐渭
古人为文章,鲜有代人者。盖能文者非显则隐,显者贵,求之不得,况令其代;隐者高,得之无由,亦安能使之代?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而处于不显不隐之间,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时义,以故业举得官者,类不为古文词,即有为之者,而其所送赠贺启之礼,乃百倍于古,其势不得不取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隐者也。故于代可以观人,可以考世。
——《徐渭集》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徐渭46岁,历经艰难人生,积郁成狂,在病中杀死妻子,被逮下狱。他自料难免一死,在狱中整理自己的文稿,希图留些痕迹在人间。其中一种,称为“代集”,均是代人写作的文章。《代集》没有单独传世,但这篇序和集中大多数文章仍在后人为他编的文集中保存下来。那些代作的文章,上至他的幕主、东南抗倭军务总督胡宗宪上皇帝的奏章及致京城贵要的信函,下至绍兴某士绅清明扫墓烧给爹妈的祭文,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对徐渭来说,这是他糊口养家的手段。
在这篇短短的序中,徐渭表现了颇为深刻的历史意识。中国本是崇文的国度,舞文弄墨,不仅是个人的爱好,而且是区别社会不同阶层的文化标志,是一般人踏入上层社会的凭借。所以,“古之能文者非显则隐”。“显”固是指官僚而言,“隐”亦是有资格做官而无意做官的人。他们是不肯代人写文章的(个别的例外现象不具有普遍意义)。徐渭自幼有“神童”之誉,也企图凭借文才振兴家族,求取个人功名,却料不到屡屡败于场屋,终于成了别人的文字工具。他于此觉得辛酸,发出“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的叹息。马本该驰骋奔飞于原野,如今却垂首负犁,踉跄于田垅,是为不幸。
但代作文章成为普遍的现象,却有其社会原因。一是由于科举用“时义”即八股文取士,这种僵死的、模式化的东西未必需要多少才能(据记载,明代有考中进士而不知司马迁为何人的),而有才能的人又未必曲合规矩,于是造成习“古文词”(指传统诗文)与求仕登官的分离。二是由于文化总是不断地普及,各种社会交往及礼仪场合对文章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做官的人或不善作文,或难以应付,就需要请人代笔。关于第二点,因这是文集的序,尚未说透。实际不仅是文章,书法、绘画等等,在明代都因文化的普及形成一定的需求市场。落魄文人如唐伯虎、徐文长等等,本来用以求仕的文章才能和用以自娱的书画才能,便可以作为商品出卖。这样的人,总是属于士林中寒微而又并非隐逸者。
“于代可以观人,可以考世。”确实,这篇小文章点出了一些很重要、引人深思的社会现象,有识见,有情感。牢骚、讥刺都在平静的调子中流出,见出大家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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