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龚自珍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在《病梅馆记》里议论了生活中的一件琐事:江浙一带文人画士有一种“孤癖之隐”,他们对梅花的审美趣味是以弯曲为美,以横斜为美,以稀疏为美,而认为自然生态的梅花是没有风致可言的。因此,那些卖梅的人为求重价,就对梅树进行“加工制作”,“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造成了大批矫揉造作、曲尽其态的“病梅”。龚自珍对这种病态美是大不以为然的,他为此“泣三日”,还做了一篇文章。
难道他这篇文章仅仅是说病梅吗?这暂且不提,就先说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吧,却与文章中的“病梅”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日,在街头热闹处看见一班耍猴的,携带一个畸形人就地“演出”。那畸形人顶着颗硕大的脑袋,四肢短小干瘪,躯体扭曲,那左摇右摆、龇牙咧嘴的所谓表演,令人心悸。而一些腰圆膀壮、体魄强健的围观者却在一旁指手画脚地起哄,口中不停地嚷嚷:“怪呀!怪呀!”看了街头这一幕,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终于,我恍然大悟:那畸形儿不也就是龚自珍笔下的“病梅”么!当年龚自珍“购三百盆”,发现盆盆都是这种畸形的病梅时,曾“泣三日”,可见其哀之深、痛之切了。可是那些围观畸形人的看客,却全然是一副啧啧称赏的态度,这未免使人茫然了!这些人是什么样的感情呢?他们这种心理不也是很“怪” 么?不也是一种病态的表现么?
梅的扭曲和那个耍猴戏的人体的扭曲,是人们看得到的;可是,最可怕的还是人的心理、精神的扭曲,人性的扭曲。说它最可怕,是因为人们用肉眼看不到,因而也就安之若素,麻木不仁了。
事实上,如果处处留意,事事细想,我们随处都会发现这种“被扭曲的灵魂”的。不是么,《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好一个鲜艳妩媚的少女啊!如果单从外表的美来选择“心上人”的话,宝姊姊堪称最佳人选了。然而贾宝玉终不爱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套陈旧的封建礼教浸透进她的骨髓,好端端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变成了一个世故、虚伪之人,一个纯洁少女的灵魂被扭曲得变形了!如此说来,薛宝钗不也就是龚自珍笔下那“病梅”么!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个“被扭曲的灵魂”,这就是开口闭口讲“礼”,写出一部“礼书”的王玉辉。父母爱子女应说是一种“天性”,纯属人之常情吧,可是,当自己在家守寡的女儿准备绝食自杀以殉夫,自己妻子及亲家公婆都不同意时,这位当父亲的王老夫子竟然赞赏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不必拦阻。”女儿终于饿死了,他反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俗语说“虎毒不食儿”,何况人乎!王玉辉人性的扭曲,已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更为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的花花世界。在这里,“功名”、“利禄”破坏了作为人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人都带上了脸谱,整个社会像一个人生的假面舞会,看起来是那么热闹,实际上一切又那么虚伪,一切又都是那么矫揉造作。在这里,正直的人只有吃苦头甚至被砍头的份儿,而吃得开的还不都是那些曲意逢迎、口是心非的巧伪人么?龚自珍感叹“梅以曲为美”,此类人为人处世又何尝不是在一个“曲”字上用功夫,显本领呢?
很明显,龚自珍写病梅自有一番深意存焉。他正是用病态的梅来象征病态的人,所以才下了那么大决心,“穷予生之光阴”,“甘受诟厉”,“誓疗之”。与此同时,他还为“疗梅”开了一张药方,这就是“纵之,顺之”,“解其棕缚”。实际上这又何尝不是为治疗畸形人格而对症下药呢?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曾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龚自珍心里要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在他那个时代处境,他只能借议论病梅来反对封建专制思想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以表达他热烈向往的人格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的确,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试想,在龚自珍之前的明代袁宏道为什么要提出人的“性灵”问题呢?而在龚自珍之后,鲁迅又为什么要提出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的问题呢?原来古今先哲们想到一块儿去了,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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