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亥北行日记(四则)·戴名世》原文|译文|注释|赏析

〔清〕戴名世

六月初十日，宿旦子冈。甫行数里，见四野禾苗油油然，老幼男女俱耘于田间。盖江北之俗，妇女亦耕田力作，以视西北男子游惰不事生产者，其俗洵美矣。偶舍骑步行，过一农家，其丈夫方担粪灌园，而妇人汲井且浣衣，门有豆棚瓜架，又有树数株郁郁然，儿女啼笑，鸡犬鸣吠。余顾而慕之，以为此一家之中，有万物得所之意，自恨不如远甚也。

十三日，三更启行，行四五里，见西北云起，少顷，布满空中，雷电交作，大雨如注，仓卒披雨具，然衣已沾湿。行至总铺，雨愈甚，遍叩逆旅主人门皆不应，圉人于昏黑中寻得一草棚，相与暂避其下。雨止则天已明矣，道路皆水，弥漫不辨阡陌。私叹水利不修，天下无由治也，苟得良有司，亦足活其一邑，惜无有以此为念者。仰观云气甚佳，或如人，或如狮象，或如山，如怪石，如树，倏忽万状。余尝谓看云宜夕阳，宜雨后，不知日出时看云亦佳也。是日仅行四十里，抵临淮。使人入城访朱鉴薛，值其他出。薄暮独步城外，是时隍中荷花盛开，凉风微动，香气袭人，徘徊久之，乃抵逆旅主人宿。

二十三日，宿东阿之旧县。是日雨，逆旅闻隔墙群饮拇战，未几，喧且斗。余出观之，见两人皆大醉，相殴于淖中，泥涂满面不可识，两家之妻各出为其夫互相詈，至晚乃散。乃知先王罪群饮，诚非无故。

七月初二日，至京师。芦沟桥及彰义门俱有守者，执途人横索金钱，稍不称意，虽襆被俱欲取其税，盖榷关使者之所为也。途人恐濡滞，甘出金钱以给之，惟徒行者得免。盖辇毂之下而为御人之事，或以为此小事，不足介意，而不知天下之故皆起于不足介意者也。是日大雨，而余襆被书籍为逻者所开视尽湿，泥涂被体，抵宗伯张公邸第。

——《戴名世集》

〔注释〕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世称南山先生、忧庵先生，清江南桐城(今属安徽省)人。著名的桐城派文学家，后因《南山集》案被杀。《乙亥北行日记》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戴氏从江苏江宁赴京途中的日记，自农历初九日起，七月初二日止。《日记》除少数标明日期外，都用“明天”连缀之，本文入选时按程序分别具体标出日期。　甫：刚刚。　洵：确实。　浣衣：洗衣。　顾而慕之：看了十分羡慕。　仓卒：即仓猝，仓促慌忙。　逆旅：旅舍。　圉(yǔ)人：马夫。　阡陌：田间小路。　有司：官员。　临淮：临淮关，在安徽境内。 隍中：城壕中。　东阿之旧县：今山东省东阿县南东阿镇。　拇战：猜拳。　詈(lì)：骂。　先王：指周武王，在《酒诰》中武王指出必须惩罚群聚饮酒行为。 执途人：揪住路人。　襆被：衣物行李。　榷关使者：主管关税的官吏。　濡滞：被阻滞拖延。　辇毂(niǎn gǔ)之下：旧指京都。　逻者：巡逻的。　宗伯张公：古称尚书为宗伯，安徽桐城的张英当时官礼部尚书。

清代桐城派是个影响和势力都大的文学流派。说到桐城一派，人们都只提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三祖”，其实，在康熙后期，戴名世对这个文学流派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决不比方苞小，他的成就也不比方苞低，只是因为文字狱中戴氏丧生，著作被禁毁，所以长期无人敢提戴名世。

在桐城散文家中，戴名世擅以自然疏朗文笔记事写景，人物传记尤佳，他没有为了雅洁之格的追求而淡乎寡情的弊病，也少雕琢做作和头巾气。这里选的《乙亥北行日记》四则就足见其文字的清朗自在，疏而有致，而且言之有物。

这四则日记构成了一组社会风俗的画卷，民情世风，众生百相毕现，在历代小品类文字中是不多见的佳品。六月初十日所见的是一幅农家风情图。作者自己劳于旅役，神往一种安宁生活，所以目击农户男耕女耘、夫妇协同持家情景，钦羡之情油然而生。他特别赞美“江北之俗”，即妇女也都勤劳的风俗，将之与西北男子的“游惰”习气相比较，视界显得尤为宽阔。连同“万物得所”即各得其所、各获其安的观念，都表现了戴名世是个关心民情世事的文人，与徜徉于闲适情绪中的骚雅之士迥然不同。这与十三日他遇雨而联想水利之重要、地方父母官的职责等一起读，必能深感“亦足活其一邑”六字喟叹的分量，也能见出号称“盛世”的康熙王朝的阴暗之面。

戴名世的文字，简洁洗练而又不枯淡，在轻逸的笔触间有一股腴润之美流出。不只是“豆棚瓜架”、“儿女啼笑”之类给人以浓郁生活情趣，即使人们视之为粗俗的“担粪灌园”、“汲井浣衣”这类田家日常琐事，也被表现得很美。生气活力，生意盎然，是腴润美的源头，戴名世只用平平常常的字词组构起来的生活场景，是个生动的例子。情韵、气势，并不一定要靠太多的章法或辞藻，重要的是活泼泼的感受，对生活的热情。

十三日所记的看云图景，当然完全可以和雅逸之极的那类作品比美的。对大自然的美的观察、留意、积累，是一个文学家必须有的修养和习惯，如果对自然美的审度乏力，很难成为有独创的大作家。戴名世的观云的经验谈，我以为这是个很重要的启示，这比“倏忽万状”的如山如树如怪石等的文字鉴重似更宝贵。

夏云多奇峰，雨后、夕阳后以至日出时都能有此景观，戴氏在丰富这一具体审美经验方面的贡献，必然也会引起读者的兴味。特别是他说来是那样地不着力不经意，随心而谈，随口说出，娓娓动听，读时有种轻快感。

二十三日的日记尤属世态小事一件，但在几十个字的小记中，至少四个人物的形象跃然。酒徒的拇战声、喧闹声、打斗声、醉而杂沓于泥淖中的撕搏声，以及两家之妻互相谩骂声，杂闻纸上，诚可说是绘形绘声的能事毕备。问题还在于，这是世间相之一种，在作者看来，事虽小，但关涉世风，民风不正，统治者是有责任的。他想到周武王《酒诰》的诫群饮，绝不是没有深意的。

民风不淳，无疑是世风不正的表现，然而世风不正的源，又复在于政风的腐败。戴名世七月初二日到京城门口被敲诈勒索的记录，正好揭露了“盛世”官吏横行霸道的一个侧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守城门的官吏吃城门，过往行路人必须交付买路钱！衣物铺盖等行李都难逃赋税，足见盘剥之凶，苛政真如虎。须知戴名世其时虽未中进士，大小还算是个举子，衣冠中人物，入京投靠的又是当朝的礼部尚书张英，竟然也被弄得翻箱倒箧，书籍衣物狼藉满地，在大雨中“泥涂被体”，那么普通百姓就更苦了。

《乙亥北行日记》所记全系日常见闻之事，没有惊世骇人的内容，但即小见大，一以当十，从中可见到的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在《续诗品》中说：“我饮仙露，何必千钟？”是的，以少胜多，正是艺术冲击力的沛然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