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来鹄
剪腐帛而火焚者,人闻之,必递相惊曰:家之何处烧衣耶?委余食而弃地者,人见之,必递相骇曰:家之何处弃食耶?烧衣易惊,弃食易骇,以其衣可贵而食可厚,不忍焚之弃之也。
然而不知家有无用之人,厩有无力之马,无用之人服其衣,与其焚也何远?无力之马食其粟,与其弃也何异?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尝少有惊骇者。
公孙弘为汉相,盖布被,是惊家之焚衣也,而不能惊汉武国恃奢服。晏子为齐相,豚肩不掩豆,是骇家之弃粟也,而不能骇景公之厩马千驷。
——《全唐文》
〔注释〕 公孙弘(前200—前121):狱吏出身,后升任丞相,封平津侯。 国恃奢服:即恃国服奢,意为自恃为皇帝,管着整个国家,因而习惯于奢侈。 《礼·祭器》:“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豚肩,猪肘子。豆:古代食器,一种有圆锥形高座的盘子。 《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马四匹为驷。
把朽坏的布帛剪了烧掉,把残剩的饭菜端来倒掉,人们必定吃惊。因为衣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必须珍惜;就算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也还是不忍心毁掉扔掉。然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那些大家族养着不事生产的人,不服力役的马,一样要消耗布帛和粮食,尽管这也是糟蹋,却没有人因此感到吃惊。作者从这种生活现象,敏锐地察觉出更深一层的问题。
一方面节俭到抠搜的地步,另一方面又大方到挥霍的边沿: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的。一个迷信的人,哪怕穷得数米而炊,却可以倾其所有去敬神;一个有特殊嗜好的人,吃饭可以凑合,却不惜将积攒全部拿去满足嗜好。凡此种种,都属这种怪现象。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公孙弘任汉武帝的丞相时,仍然盖“布被,食不重味”,而且倡言“人臣病不节俭”。不仅如此,他还用自己的俸禄供养故人和宾客,以致穷得连一点积蓄都没有。像这样的丞相,历史上的确是罕见的,应当说难能可贵。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却相当差劲。汉武帝迷信神仙,大兴土木,又连年对外用兵,弄得民穷财尽,人口大减,这些事他却不肯犯颜直谏。他自己布衾蔬食,但对汉武帝拿百姓的身家性命去挥霍却不闻不问,这种节俭自然是境界不高的。
如作深层探究,作者实际上提出了政治家应当有怎样的品质这样一个问题。对政治家来说,光是要求自己严格,是非常不够的,因为政治家是管政治大事的,如果他在国家大事上糊里糊涂,甚至装聋卖哑,推卸责任,那么,私生活再检点,也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人即便像公孙弘那样盖布被,也没人把他看作大政治家,因为他在政治上是庸人,甚至带小人气。
文中提到的晏子,虽然在自奉俭薄这一点上与公孙弘相同,政治上却不可同日而语。作者将两人相提并论,显系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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