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黄淳耀
崇祯十七年甲申正月三日。晏起,是一过。管幼安自讼曰:“吾尝一朝科头,三晨晏起,过必在此。”今岂可习以为常耶?
圣人亦人也,四十而不惑,今我尚未到“立”境界,一可惧也。颜子不贰过,今有过皆复犯,二可惧也。“朝闻道,夕死可矣”,今此身可以死乎?三可惧也。古人蒙养时,便有天下国家之具,今时过而后学,从前岁月皆弃掷于无用之地,四可惧也。
与人说一句话,便有成物作用在内;若谑浪笑敷,及顺口应人,便是不诚无物。
以前觉得岁月易过,只是工夫未曾积累。
晚,赴熙孟饮,心境在半清半浊之间。古人每夜必焚香告天,使略有秽滓,便不堪告天矣。
人之生也直,直者,率性之谓。
闲话多,是一大病,中间逗漏不觉。
灯下,读《纪事本末》二十八页。
——《甲申日记》
〔注释〕 黄淳耀(1605—1645):字蕴生,号陶庵,嘉定人。《甲申日记》,是黄氏崇祯十七年(1644)一月至三月的日记。这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明亡,次年黄氏亦自缢死。 晏起:迟起,俗话睡懒觉。 管幼安:三国时管宁的字。 科头:不戴帽子。 不贰过:不重犯同样过错。 蒙养:童蒙时,孩童启蒙时期。 具:才具,襟怀。 谑浪笑敷:戏谑不敬不严肃。 生:通“性”。
黄淳耀的《甲申日记》是日记中显明见出记事人个性行为的一个典型。这个人物形象的鲜明性表现在一种严肃的反省自躬的检讨中,而不是以飘逸潇洒的游冶或勤于学术、金石考订、书画鉴赏之类取胜于人。所以,与幽默、诙谐或清通闲放型的小品相比较而言,《甲申日记》属于严肃小品。但是,如果不了解黄淳耀其人和日记的时代背景,是会觉得方正有余,趣味不足的;一旦知道黄氏是怎样一位人物后,读者无不肃然有敬,深感他的严于律己的文字犹同一块醒木,予人极有教益和启示的。
醒木,拍案惊悚,令人清醒,生活中很不可少。小品文中有此醒木型作品,也见得丰富得多。
甲申(1644)是明末士大夫文人的大劫之年,正直爱国有民族感的文人尤觉面临着山崩海立的大灾难。在三月十九日之前,他们忧心不已,深怀悲哀,崇祯自缢,明社既倾,则更是痛心疾首。黄淳耀是个有气节、正直有为的士大夫知识分子,身处乱世,仍自强不息,以图有所报效于家国;明亡后,特别是乙酉(1645)清兵南下,在“嘉定三屠”的劫难中,黄淳耀兄弟子侄奋起抗战,事败自杀。这是一位骨气峥嵘的人物。
从日记看,他的最终以抗清殉身,实在是心性、情操的一贯性的必然结果,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早在他平时的言行生活的严肃律己的精神中孕育培养而成。所以,他在日记中的言论,从其一生的结局来逆向考察,可以感受到一股正气,一种真诚。这些自我反省的日记决不是空洞说教和矫饰伪善。
正月初三还在新春佳节中,他起床晚了,心中老是惴惴不安,认为是一个过失。引管幼安的话作为镜子,鉴戒自己。看似细微末节,然而人之大节操正需从小处锤炼起的。他说:今年已四十岁了,“四十而不惑”之年的“我”却老是犯过,连“三十而立”的境界也未能达到。“立”,就要能自持,独立己行全靠自己把握自己。可是“晏起”是一种懈怠不勤快,恋被窝暖和,岂非不能自持的行为?这是应该自己惊惧的之一。颜子从来不犯同样过错,我则老是重犯,这是可惧可警惕的之二。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闻道”了吗?我能死吗?我够死的资格吗?这就是说:我的努力、我的自强还远不够,怎能自暴自弃?古人自小就心怀大志,我却老是有了过失有了警觉后才肯上进,空耗了大好年光。
黄氏说的“四过”,如果去其封建尘埃,对今天的青年人固仍有借鉴意义,对今天的中老年人同样有镜子作用。语语质朴,语语见真诚,深沉而又简捷,读后觉得不是苍白的说教。
他在一些非常具体的细节上都作着深入的自我剖析。说话是否实在?是说空话,还是说敷衍话、油滑话、心口不一的谎话、不敬不恭的无礼貌话?他以一“诚”字来作为心性的标准,以有物与否来判别待人的真诚还是虚伪。说出来似容易,要做到很不易。黄氏在日记中写得真实、深刻、动人,使人觉得他确实不在敷衍自己。需知,一个人最不自觉的正是敷衍自己,对自己马虎敷衍的人,很难想象对别人,对世事能严肃谨慎!
至于“以前觉得岁月易过,只是工夫未曾积累”,这16字是完全可以写成座右铭贴在案头的。
在生活中自省是否“闲话”太多的人,在笔下一定没“闲话”、“废话”。黄淳耀确实做到了慎独。所谓“焚香告天”云云,其实就是慎独品行的自我检讨。慎独是儒家一种修养,换句话说,也是民族精神传统的一种,应当拂去其不合理的尘埃,取其严于律己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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