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顾炎武
董子曰:“君子甚爱气而谨游于房。是故新壮者十日而一游于房,中年者倍新壮,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当新壮之日,而上与天地同节矣。”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继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诊脉,云尚可得子,劝令置妾,遂于静乐买之。不一二年而众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侄议定,即出而嫁之。尝与张稷若言:青主之为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岂有劝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为君子者乎?”愚无以应也。又少时与杨子常先生最厚,自定夫亡后,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买妾二人,三五年间目遂不能见物。得一子已成童而夭亡,究同于伯道。此在无子之人犹当以为戒,而况有子有孙,又有曾孙者乎?有曾孙而复买妾,以理言之,则当谓之不祥;以事言之,则朱子斗诗有所谓《好人叹》者,即西安府人,殷鉴不远也。伏念足下之年五十九同于弟,有目疾同于子常,有曾孙同于西安之“好人”,故举此为规,未知其有当否?
——《顾亭林诗文集》
〔注释〕 友人:指王弘撰,弘撰字山史,陕西华阴人。顾炎武好友,《清史稿》有传。 董子:董仲舒,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 游于房:指男女间交合事。 傅青主:名山,山西阳曲(今太原市)人,明清之际思想家。《清史稿》有传。 静乐:地名,在山西省。 瞿然:心惊的样子。 立侄议定:康熙十一年,顾炎武寓书潘耒,商议立族子洪瑞为嗣。 张稷若:名尔岐,山东济阳人。《清史稿》有传。 杨子常:名彝,江南常熟(今江苏常熟市)人。见汪琬《杨顾两先生传》。 定夫:名静,杨彝子。 眚:眼睛上长膜。 伯道:晋邓攸。石勒兵起,攸挈家而走,弃子以全其侄,后竟无嗣。《晋书》有传。 朱子斗:名谊,明宗室,秦愍王九世孙。曾与王弘撰交于青门。能诗,顾炎武有《朱子斗诗序》。 殷鉴:指以前朝事为鉴诫。
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特权社会里,官僚士大夫娶妾纳妓,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往往在求嗣的幌子下,满足其淫欲。一个子孙满堂的老秀才王弘撰,竟然还想纳妾,顾炎武大不以为然,便写了这封信,规劝他的好友打消纳妾的念头,以珍惜自己的名声。
王弘撰为明遗民,高隐不仕,大节并不亏,而且很有学问,称关中人文领袖。顾炎武本人就说过:“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徐鼒《小腆纪传》)对于王的纳妾之举,顾没有作直接的是非判断,而是多方面晓以情理,来表达自己的规劝之意。
为说服王弘撰,顾炎武首先抬出了西汉首儒董仲舒。董子从君子爱气惜身的信条出发,申言为人须淡于男女情欲,即所谓“谨游于房”,且随年龄增长,而愈趋寡欲,提出君子的最高行为规范,要力求合于天地的法度。而现在,王氏所求与董子所倡,显然南辕而北辙。顾炎武点到为止,并不就此生发开去,因为读书人对君子之道心里总是明白的。亭林先生的这一手,无疑是对王的当头棒喝,对方似乎也无法辩解,原因在王本人曾声称“秦汉以来,儒者之学,能出乎一世之上,而无愧于孔孟之道者五人”,其中第一位便是董仲舒(见《汉隋二子述序》)。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王山史确乎难以招架。
接着,顾炎武在这封信里现身说法,谈起了自己饱受纳妾之害的亲身经历。顾五十九岁那年,择言不慎,草率置妾,结果不但嗣子未得,反而“众疾交侵”,以此确证董子所言之不谬。顾自己最后将所纳之妾“出而嫁之”,十分洒脱地了结了这桩蠢事。信中“立嗣议定”,轻轻带过,再次透出自己纳妾事出有因,与王之纳妾有本质区别。
顾炎武在信中以董子理论开道,亲身实例继后,随之告以人言可畏的道理,进一步劝王不可小视社会舆论。与顾纳妾一事极有关系的傅山,本来称得上是位“大雅君子”,道德文章,素为世人推崇。傅本人并未纳妾,劝顾纳妾,也是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古训出发的,无碍读书人的立身之本,张尔岐尚且认为傅不配“君子”之称。如果以一己之私欲,招来众君子的非议,也是万万使不得的。
顾炎武似嫌陈说自己一人纳妾的教训还不够,再以少时挚友杨彝为例,来加强反纳妾主张的说服力量。杨彝因子亡求嗣而纳妾,弄得眼疾加剧不能见物,更可悲的是,妾所生之子也“已成童而夭亡”。其结局仍与晋邓伯道那样,未能得续一脉。顾本人纳妾不曾得子,徒伤了一二年身体;杨纳妾则得子而复失,还落得个目盲的下场。无子之人尚应引以为戒,你老兄膝下已有曾孙,又纳妾图什么呢?顾炎武正话反说,语势逼人。
在一系列的旁敲侧击后,劝者以正面开导作结:纳妾实属不明事理的行为。大凡纳妾者,均成不幸人。顾请王对号入座,三思纳妾将产生的后果,重审自己的抉择。
这是篇说理的书信体短文,作者为劝说一个有恩于自己的朋友,企图阻止他做出不怎么光彩的事来,确实花了一番心思。顾炎武巧妙地借圣人以立旨,析实事以说理,从健康角度分析道德问题,就生活常情发挥君子之道,王在信中应该体会到顾的一片苦心,即使再横生纵欲之念,也只得口水倒咽,好生想想老朋友的规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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