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乡记·〔清〕管同》原文|译文|注释|赏析

〔清〕管同

饿乡，天下之穷处也。其去中国不知几何里。其土荡然，自稻、粱、麦、菽、牛、羊、鸡、彘、鱼、鳖、瓜、果，一切生人之物，无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饮，如导引辟谷者然。始极苦，不可耐；强前行，多者不十里已可至；至则豁然开朗，如别有天地。省经营，绝思虑，不待奔走干谒，而子女之呼号，妻妾之交谪，人世讥骂笑侮、轻薄揶揄之态，无至吾前者，徜然自适而已。

然世以其始至之难也，平居每万方图维，以蕲勿至；不幸而几至，辄自悔为人动。故非违世乖俗、廉耻礼义之士，不得至是乡；非强忍坚定守死善道之君子，虽至是乡，辄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纣，伯夷、叔齐耻食其粟，由首阳山以去，至饿乡。饿乡之有人，自是始。其后春秋时，晋有灵辄，行三日，几至之矣，终为贼臣赵盾所阻，反感盾恩，为所用。而齐有饿民，却黔敖嗟来之食，翩然至是乡，虽曾子叹其微，而论者以为贤辄远矣。孔子之徒，颜、曾为大贤，原宪为次，三子者皆几至是乡，而犹未达。及至战国，於陵仲子立意矫俗，希为是乡人，行三日，卒废然而反，孟子讥之。自战国秦汉后，教化不行，风俗颓败，绅先生之属，以是乡为畏途，相戒不入。而凶年饥馑，祸乱迭作，自王公贵人，下逮田野士庶，遭变故而误入是乡者，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天子也；赵武灵王、汉赵幽王，藩国王也；条侯周亚夫，将且相也；邓通，中大夫尚主者也。此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满，无意于是乡，而其终卒入焉，岂非天哉！岂非天哉！然岂与夷、齐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故曰：“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汉龚胜、唐司空图、宋谢枋得之伦，立志忠义，先后至是乡。夷、齐辈得之，盖相视而笑，称莫逆交云。

呜呼！饿乡何乡也？何其难至也若是？予穷于世久矣，将往游焉，考始末而为之记。

——《因寄轩文集》

在看到“饿乡记”这个题目时，读者首先可能产生的一个疑问就是：“饿乡”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在读了本文第一段的描述后，便会恍然明白：原来“饿乡”在这里其实就是“绝食而死”的形象化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者的心目中，现实世界中的一切矛盾和丑恶现象在“饿乡”中全都不存在，那是一个让人“徜然自适”的理想之所在，这就为文章最后表明作者自己的态度埋下了伏笔。

在接下来的一大段叙述中，作者博引史事，向人们介绍了历史上各个时期人们在对去不去“饿乡”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和行动。作者把所叙的人物分成了四种类型：一种是千方百计，以求不去饿乡的(“平居每万方图维，以蕲勿至”)，这种人所在多有，无需例举；一种是差不多要去了饿乡而终未能到达的，像春秋时几近饿死、而终为“贼臣”赵盾所救的鲁国的灵辄，像孔子的三大弟子颜渊、曾参和原宪等，便是其例；一种是不想入饿乡却因“遭变故”而误入的，如南朝梁武帝因侯景之乱饿死皇宫，战国时在内乱中被围困于沙丘宫而饿死的赵武灵王，及汉代被吕后幽禁绝食而死的赵幽王刘友等人；最后一种是真正“立志自入”饿乡的，在历史上，前有不食周粟而死的伯夷叔父首开其端，后有汉龚胜、唐司空图和宋榭枋得(三人皆因不同新朝合作绝食而亡)等人追随而至。在作者看来，这四种人中，前面两种人固然不是“违世乖俗、廉耻礼义之士”和“强忍坚定守死善道之君子”；即是第三种人，也全然不能和那些立志自入“饿乡”的人同日而语；只有最后一种人，才是真正的“立志忠义”之士。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看法和认识，作者在文章最后表明自己也想往“饿乡”一游，可以说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很明显，在这里，作者以“饿乡”为寓，实际上是表明了自己的处世之道，即作为一个“立志忠义”之士，必须坚守节操，宁可穷饿而死，也不能希图苟活，混同流俗。应该看到，管同的散文中涉及社会思想和政治方面的议论，多提倡封建伦理道德，本文中所谓的“立志忠义”、“强忍坚定守死善道”云云，也都带有较浓厚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气息；但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之所以要在这里为人们描绘出一个理想王国——“饿乡”，其实正是基于现实社会的黑暗和丑恶。文章最后说自己“穷于世久矣”，也流露出作者对自己身世的感慨。整篇文章虽然用笔曲折，但却不能尽藏其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的锋芒。

本文采用记叙的形式来进行议论，一方面博引史事，通过叙述历史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这样就使议论不流于空洞；另一方面作者又运用了寓言式的体裁，把“守志死节”这样一个抽象概念幻化为贯穿全篇的寓言境界——“饿乡”，这就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此外，行文流畅，笔力健朗，也表现了作者散文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