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云巢记·〔元〕陈高》原文|译文|注释|赏析

〔元〕陈高

人有居于巢者乎？上古之世，其民盖尝为巢而居矣。自上栋下宇之制兴，易营巢以宫室，于是乎高堂邃宇，重屋广厦而犹不足于居也。讵庸处危巢以取颠踬哉！予来华亭，乃闻有巢居者。意其必遁世俗，离人群，而与鹳鹤并栖于丛木之上也。及往窥其居，则为屋数楹，深广丈馀，而表其名曰栖云巢。怪而问之主人，主人曰：“若岂疑吾之名室乎，夫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而人之寓形宇内，偃仰一室者，亦若是而已。百堵九埏，千门万户，穷雕巧而极壮丽。其自处也，不过容膝，又有异乎鹪鹩之巢者哉？

“然则吾之兹室，岂非吾巢乎？且吾之居是巢也，除风雨，绝尘嚣，俗虑不至焉，惟白云往来其间，与吾同处同休。吾游而嬉，云兮我随；吾倦而息，云兮我即。我卧云衾，我坐云席。吾依云而栖，而云之与吾，未始相离也，是故有栖云之名。若以吾之巢为小乎，大而观之万物，以天地为巢，天地一巢也。寄吾巢于天地之内，六合八荒，皆吾户牖也。吾又泛观乎天下之物，苟可以玩目娱心者，非有力不能致。彼造物者，复靳于人；惟云也，出入无常，变化无方，不以我贫而独与我亲。取之以自怡，而人莫与争。吾将与云始终栖于是巢之中，淡泊乎相安，逍遥乎无为。世有知我者，必且以我为有巢氏之民。”

吾于是释然而喜，谓主人曰：“子之言似有道者，吾为子笔之。”遂书以为记。

巢之主人，杨君伯成也；记之者，永嘉陈高也；其时则至正甲午八月朔日也。

——《不系舟渔集》

乱世是令人厌恶的。乱世，一般来讲，离不了战争，离不了杀烧掳掠，也离不了残酷与凶恶。总之，人世间一切可诅咒的事物，都可能在乱世出现；辞书中一切非吉祥词语也都可用来修饰乱世。面对乱世，人们由厌恶而至于害怕，由害怕而至于尽力躲避，也就是世俗所谓“逃难”了。

然而，在交通落后，邮驿通讯极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想要“苟全性命于乱世”，又谈何容易。尤其是每一朝代之末的大规模战乱更是如此。例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后的军阀混战，引起了全国大动乱，不过几十年间，人口减为桓灵时代的几十分之一，那些成千上万的牺牲者，难道不知“逃难”？他们绝非甘于赴死，都因无处可避，无路可走，于是只好惨遭杀戮了。昔人谓：“宁为治世犬，毋作乱世人”，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中国古代部分文人来说，如逢大乱之世(包括将乱未乱之际)，他们除了随众“逃难”之外，还要作一些心理上的调整：第一，作好“齐万物”、“等生死”的理论准备。个人生命十分渺小，如有战乱，一死何惜；第二，作好看破红尘的理论准备，人生在世宛若梦幻，战乱只是场噩梦，何足道哉；第三，作好轻仕重隐的思想准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语)，乱世之时，生命且不保，遑论入仕。元末陈高作于元至正十四年(元末农民大起义，军阀混战，引起的社会大动荡，在至正十一年)的《栖云巢记》，和他的某些丧乱诗一样，绝非单纯讴歌高人隐士的泛泛之作，也非愤世嫉俗的警世之篇，而是他在乱世将至(其时，陈高家乡浙江永嘉尚未有战乱)前的一篇心理调整之文。

陈高原任元庆元路录事，是元地方政府的一名基层官员。他忠于元室，秉公执法，“明敏刚决”，是一名积极用世者。在这世道将乱未乱之时，他权衡利害得失，并根据儒家“穷则独善一身”的精神，借“栖云巢”主人杨伯成之口隐晦曲折地把自己独特的心理调整表述了一番。

作者“以天地为巢”，“六合八荒，皆吾户牖也”，是将“天地”、“六合八荒”等同于杨伯成之住处“栖云巢”，这是看小了“天地”、“六合八荒”。他又以人生在世比诸鸟之巢于一枝，将人比鸟，是看大了鸟，或看小了人生。这就是说，天地无所谓大，人也不比天地小；人无所谓大，鸟也不比人小。于是，朦胧间恍然进入庄子“齐物”的境界。同样，无论是“为巢而居”的上古之民，还是“百堵九埏，千门万户，穷雕巧而极壮丽”的元末豪绅人家，他们的居住条件，从宏观上讲，也应当没有差别。于是，贫富、战和、生死等，它们彼此之间都不应当有所差别。既然都无差别，就不必再忧虑乱世，害怕死亡了。

再说白云本为虚浮之物，飘飖天际，与人之一生浪迹天涯，踪迹难定同，是人犹云也。“世事一场大梦”，今逢乱世，譬如恶梦。恶梦还是梦，又何必过多计较。

作者道，杨伯成居住“除风雨，绝尘嚣，俗虑不至”之所在。这个所在只有白云，而白云与“吾游而嬉，云兮我随；吾倦而息，云兮我即……云之与吾，未始相离也”，这些乐趣，是“彼造物者”的赏赐，“而人莫与争”。吾与云“淡泊乎相安，逍遥乎无为”，在这乱世中，只有看破红尘，不求仕进，隐居山间水上以求自乐，才能取得心理上的平衡。

当然，世无桃花源，这一点作者可能也知道，但是，他的目的只是求得某一段时期或某一个处所的心情安宁，那就行了。如正逢两军对垒，或者甚至是乱兵的大刀架在脖子上呢，作者怕也没有什么良法，只得“死”了。好在他是持等生死观的，至少已在理论上作好了准备。

陈高病殁于至正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