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刘义庆
褚公于章安令,迁为太尉记室参军。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塘亭住。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当送客过浙江。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贵客,权移之。”令有酒色,因遥问:“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更宰杀为馔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
——《世说新语》
这则记载之富于意趣,是因为它入木三分地刻下了势利中人的可笑情态,并给人以悠远的思索。
文中勾勒了三个人物。
第一位是褚季野(名裒),后来官做到“太傅”,当时已担任权势显赫的太尉庾亮之参军,很可以“狐假虎威”一番的。谁知他在“出差”时,忘了通报自己的身份,这就难免要倒楣——竟被钱塘亭吏赶到了粗陋不堪的“牛屋”去住,然而他居然不动声色,就到“牛屋”里安顿了——仅这一条就教人钦佩:毕竟是未来“太傅”,肚量也自有“撑船”之势!
第二位是钱塘亭吏。可别小觑了这类小吏,他们在迎来送往的官场中混久了,在恭上傲下的势利方面,有时比仅凭衣冠能辨贵贱的看家犬还可怕。飞将军李广当年赋闲在家,以“故将军”身份经过霸陵亭,不就被喝得烂醉的亭吏大声呵斥:“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其实正因遇上了失势的“故将军”,他才敢如此无礼;倘真是“今将军”,他恐怕连酒都会吓醒的罢?钱塘亭吏遇到的,则是毫不起眼的一介“伧父”,既然看不出有即将“发迹”的异状,自然就失了身价。所以,当县令的“尊贵客”将到之前,他几乎不须考虑,就把褚季野当作马牛一般“驱”进了“牛屋”。他因此挨了县令的一顿“鞭挞”,虽然未免冤枉,毕竟也挨得应该——谁教他这般势利呢?
最可笑的还得数那位县令,送走客人后,听说“牛屋”中有位“伧父”,就想拉来作伴饮,似乎颇不计较身份。其实在他直呼“伧父”和“姓何等?可共语”的发话中,即已拿足了居高临下的官长架势——当了县令,就可以如此对人颐指气使了么?不过,一当听说对方是“褚季野”时,这嘴脸便霎时变了。文中描述他又是“大遽(急)”,又是“修刺”(送上“名片”),而且马上呼喝下人“更宰杀为馔具”。其惶急、媚恭和急于讨好的情态,只此数语,便跃然纸上。这正是《世说新语》的简约传神处。令人难以忍受的,他偏偏还要在褚季野面前“鞭挞”亭吏!——一边是媚上,一边即又把“过错”推诿给下人,甚至不惜滥施淫威,实在教人看了作呕。
奇怪的是,褚季野却还坐得住,而且“与之酌宴,言色无异”,这是需要相当高的修养功夫的。倘要遇着刚性烈肠的嵇康,恐怕早就拂袖而去了!这样看来,褚季野又有些不可爱了:他自己虽不拿腔作势,却又喜欢下属之辈为他拿腔作势——社会上的势利之风,不正是被这类道貌岸然的权势者所煽扬和纵容起来的么!
媚于权势而倨傲下人,这是几千年来通行的世态病。它之历来为人们所不齿,而又历来有人爱好,就在于“势利”中之那个“利”字。媚于权势,“利”在得到赏赐和拔擢也;倨傲下人,“利”在他人攀附己之权势也。这种人活在世上,完全靠俯仰他人生存,而丧失了人所最可宝贵的独立人格。像钱塘县令这样的角色,活着就如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一样,居然还洋洋自得,岂不可悲!这样一想,便愈觉得陶渊明之“不为五斗米”向官场权势人物“折腰”,实在是显示了许多人所丧失殆尽的独立人格之美。
这种超越于“势利”之上的独立人格,是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所追求过的,也是后世人们真正值得追求的。因为唯有它,才能带给人们以自由舒展的伟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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