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伯修遗墨后·袁宏道》原文|译文|注释|赏析

〔明〕袁宏道

伯修酷爱白、苏二公，而嗜长公尤甚。每下直，辄焚香静坐，命小奴伸纸，书二公闲适诗，或小文，或诗余一二幅。倦则手一编而卧，皆山林会心语，近懒近放者也。余每过抱瓮亭，即笑之曰：“兄与长公，真是一种气味。”伯修曰：“何故？”余曰：“长公能言，吾兄能嗜，然长公垂老玉局，吾兄直东华，事业方始，其不能行一也。”伯修大笑，且曰：“吾年止是东坡守高密时，已约寅年入山，彼时才得四十三岁，去坡翁玉局尚二十余年，未可谓不能行也。昔乐天七十致仕，尚自以为达，故其诗云：‘达哉达哉白乐天。’此犹白头老寡妇，以贞骄人，吾不学也。”因相与大笑。

未几而伯修下世。嗟乎！坡公坎坷岭外，犹得老归阳羡；乐天七十罢分司，优游履道尚十余年。使吾兄幸而跻下寿，长林之下，兄倡弟和，岂二公所得比哉？弟自壬辰得第，宦辙已十三年，然计居官之日，仅得五年。山林花鸟，大约倍之。视兄去世之年，仅余四载。夫兄以二老为例，故以四十归田为早，若弟以兄为例，虽即今不出，犹恨其迟也。世间第一等便宜事，真无过闲适者。白、苏言之，兄嗜之，弟行之，皆奇人也。甲辰闰九月九日，弟宏道书于栀子楼。

——《袁宏道集笺校》

〔注释〕　识伯修遗墨后：万历三十二年(1604)作。时袁宏道隐居于公安故乡。伯修，宏道兄宗道的字，宗道已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去世。 长公：指苏轼。 抱瓮亭：袁宗道在京居所的亭名。 长公垂老玉局：苏轼晚年任提举成都府玉局观。 吾兄直东华：指袁宗道时以右春坊右庶子充皇长子日讲官。 吾年止是东坡守高密时：苏轼39岁至41岁知密州。袁宏道与袁宗道同仕于北京时，宗道亦年39岁至41岁。 已约寅年入山：寅年，指万历三十年壬寅。袁氏兄弟及陶望龄、黄辉等名士在京谈禅论佛，为执政者所恶，因相约于万历三十年一齐去官。 阳羡：今江苏宜兴。 履道：洛阳履道里，白居易晚年所居。 下寿：古人以六十为下寿，一云八十。 壬辰得第：袁宏道万历二十年壬辰中进士。 栀子楼：袁宏道在公安居所的楼名。

白乐天、苏子瞻、袁伯修，给袁中郎的笔一搅，全给缠一起了；非但如此，他自家也跳进了这个茧团，四个人翻滚作一团，难分难辨。到底是卓尔不群的袁中郎，看起古人来也与众不同。前后七子之徒，标举汉魏之文、盛唐之诗，横一个“必”、竖一个“必”，顶礼膜拜，奉古人如阎罗天尊。袁伯修名斋曰“白苏”，其爱二公无人不晓；袁中郎之爱二公，若细看《瓶花斋集》，便也知实在也不减乃兄。然而爱则爱矣，敬则敬矣，他二人却待古人始终如佳宾、如老友，不曾露半点奴相婢态。公安派终能扫涤复古派，其原因世人论列了许多许多，唯公安诸士那副平视古人的神情，却不见有人好好描说过，实是大可遗憾的事。

此文是题在伯修遗墨上的，故先从伯修处写起。这起头一笔便含有深意。每有余暇便要肃然焚上一炉香，端正了姿态书写白、苏二公诗文，写不动时，便看看也好——这等流连不倦，谓之酷嗜、酷爱，有何夸张？然而袁伯修之爱白、苏，却不是葫芦提照单全收。李攀龙嗜古嗜到抛了今地名不用，用古地名，这便如爱美人爱到她嗑下的瓜子壳，既属可笑，亦复不得要领。伯修则不然，所写所读所乐者，单在一个“闲适”——山林也、懒放也，皆悠然会于我心者，故我取之；若是高头讲册，则何有于我？惟有作如是想，始是真能读古书者；惟有如此待古人，始真堪与古人作友。伯修能如此写、读，已是可儿；中郎能知赏其所写所读，更具眼力。这一对好兄弟在一处谈论起古人来，自然可听。接下一段，在一笑二笑三笑之中，将白、苏与“我”拉得近近的，两兄弟平视古人的神情跃然纸上。先中郎这一出口便一鸣惊人：“坡仙”与乃兄，一个费尽心思地“言”，一个现现成成地“嗜”，居然相提并论了！狂妄乎？不然也。言者能道得“闲适”浑成，固然高明，然不逢知音，岂不将寂寞千古？晋人有言：“正索解人亦不得。”这嗜者如何可缺？嗜者不是学步者，只是古人已止于至善，他便甘心服善，不肯再添蛇足，胸中光风霁月，原不比古人少，如何不可并肩古人？此中郎之意也，常人听说，自当惶恐逊谢、连称不敢不敢者三，不料伯修却顺着竿子就朝上攀，出语益发石破天惊：东坡又怎地？我还打算比他早离魏阙呢！乐天又怎地？他的“达”我还不放在眼里呢！古人又怎地？我最爱慕的古人又怎地？好便好，不好也须调侃上几句！将自家与白、苏并列，世人已要瞠目了，再将自己压住白、苏，世人直要暴跳了；然而伯修能说，中郎能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人间真有这等好兄弟！再下一段，“嗟乎”一声，笔意转而沉重，念及伯修已逝，笑声亦为之戛然。然沉重则沉重矣，中郎平视古人之意未少减。先假设寅年之约果然成行，兄弟山林聚首，倡和之乐，即白、苏亦不能比拟——不是么？东坡晚年念念不忘与子由同住，却至死不能如愿；若伯修不早逝，苏家兄弟地下闻说袁氏昆仲之乐，能不羡杀？再看如今，虽只剩一人，却既已四十不到便抽身，自可笑傲白、苏了，与之并称为“奇人”，又有何愧色？——古人固然巍乎高哉，却也不是不可仰攀的！

或曰：此篇主旨，全在“闲适”二字上，袁中郎鄙弃仕禄，追求身心自由，胸中有这等境界，你为何不说上一说？曰：此文乃中郎一时兴到之作耳！两年后他又重新名登《缙绅》了。文中“即今不出，犹恨其迟”云云，便如《聂化南》一文中“永作逍遥缠外人”一般，他生性放达，不为自家所言拘缚，你却信以为然，抱着赏玩不置，不亦迂乎？故笔者于文中所谈闲适之情，一字不及，单提他如何平视古人，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