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刘子翚
善将不择兵,善书不择笔,顾所用如何耳!南渡以来,毛颖乏绝,幔亭黄冠以笔遗予,玉表霜里,视之皆触藩之柔毳也。束缚精妙,驱使如意,亦管城之匹亚焉。因念:神州赤县半没埃秽中,或言南兵剽轻不足仗者,而春秋吴、楚之霸,六朝晋、宋之捷,不闻借锐于他方,选徒于外境。昔人云:“京口酒可饮,兵可用。”岂用之自有道邪?书生过计,推此理于试笔之间,庶几之裔,不得专美于旧谈;组练之军,或有为于今日。
——《屏山全集》
〔注释〕 毛颖:指兔毫笔。 触藩:羊。 剽轻:强悍而不能持久。 京口:即镇江。 :都是兔。 组练之军:指南方的威武之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孔老夫子的这个话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同样的“器”,在不同的人的手中会有不同的效果,这也是事实;甚至还会有高水平的“工”,使用一般的“器”,所产生的效果,并不亚于低水平的“工”使用较好的“器”,这样的事例也是不胜枚举的。因此,就这一面而论,问题又不完全决定于“器”,而在于“工”,而在于所用者的品格、气质、才能、素养、技巧等等。所以,刘子翚说:“善将不择兵,善书不择笔,顾所用如何耳!”看来他的这个想法似乎已经思考得很久,感受也很深,待到下笔之时,便毫不迟疑地将它径直托出,其语气之直率肯定,似亦不许读者作丝毫的怀疑。下面笔势趋缓,将这一感触之由来,观点之形成,有根有据,娓娓叙来。他的感触不来自别人,而是来自于他的时代,他的亲身经历,这就更显得真实有力。“南渡以来,毛颖乏绝”。毛颖,指兔毫笔。韩愈在《毛颖传》中说:秦将蒙恬“围毛氏(指兔)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这就是传说中的兔毫笔的诞生,也就是蒙恬造笔的故事。“汉时诸郡献兔毫,出鸿都,惟有赵国毫中用”(王羲之《笔经》)。可见有关北方兔毫质地较优的看法早已有之,然而如今南宋偏安江南,于是便出现了“毛颖乏绝”的问题,这就为梁道士赠笔设置了背景,也为进一步说笔论兵,因小即大,缘事论理,暗下了伏线。我们先从赠笔说起,幔亭,山名,在武夷山顶;黄冠,道士帽,这里代指梁道士。梁道士所赠之笔,内外洁白,如玉如霜,再仔细一看原是柔细的羊毛所做,结扎得很精巧,用起来也令人满意。以上就笔的色泽、原料、制作和使用的效果,一一说来,文字简洁,清晰。接着以“亦管城之匹亚焉”一语,总上启下,承转自然。南方的羊毫完全可以与正宗的北方兔毫比美,这一发现不仅动摇了“专美”兔毫的“旧谈”,更使他想起了另一个,“南渡以来”流行的、虽是错误却也颇有市场的“新调”,诸如“南兵剽轻不足仗者”,“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等等。其实,这也正是与不知羊毫之价值一样的不尊重事实,事实是“春秋吴、楚之霸,六朝晋、宋之捷”,不都证明了“南兵”也曾是威武之师吗!所以一度攻入关中,收复洛阳,累建战功的东晋大将桓温,就颇有感慨地说过:“京口酒可饮,兵可用。”“兵可用”既是历史一再证明了的事实,“不足仗”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那么,问题也就自然不在“兵”,而在“用”了。因此,作者便顺势提出“岂用之自有道邪”?问得深刻,值得深思。我们“东方兵学的鼻祖”——《孙子》一书,对此正是这么分析的:“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致于“笔”,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兔毫无优劣,管手有巧拙”(王羲之《笔经》)。不也是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吗!那些遇事只求客观,不讲主观;只想借诸“他方”、“外境”,不求诸“己方”、“己境”的人,都可以、也应该从这些富有哲理的论述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当然,对于南宋统治集团来讲,问题倒并不仅仅在是否“善战”、“善将”,他们之所以放出那些欺人之谈,就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他们在敌人面前“抖成一团,又必想出一篇道理来掩饰”(《看镜有感》)。作者在这里缘事论理,巧加发挥,剥掉他们的“掩饰”,其面目便不言自明。笔力神韵,均在这“引而不发”之中。
这篇短文起得明快,接得从容,收得深沉。深沉之处自不在“之裔,不得专美于旧谈”,因为那已经有“触藩之柔毳……亦管城之匹亚”的事实为证了。而在于朝廷日益衰败,局势每况愈下,“组练之军”,能否有成于“今日”,这才是作者的希望,作者的忧愤,无疑也是文章的重心之所在。陈善说:“文章亦应宛转回复,首尾相应,乃为尽善。”(《扪虱新话》)这篇文章采取双起、双承、双结,首以“兵”引出“笔”,终以“笔”归结到“兵”,首尾钩连,同而不同,双管齐下,而能主次分明,实可谓“善”中之“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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