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两京官·〔清〕龚自珍》原文|译文|注释|赏析

〔清〕龚自珍

御史某与侍郎某相惇也。御史公得大学士和珅阴事，欲劾之，谋于侍郎。侍郎曰：“大善！比日上不怿，事不成，徒沽直名；诚恤国体者，迟十日可乎？”御史诺：“缓急待子而行。”

上幸木兰热河，留京王大臣晨入直，有急报自行在至，发之，和珅答侍郎书，大略云：和珅顿首谢，种种有处置矣。月余报至，亦和珅与侍郎书，辞甚啴，谓君绐我。侍郎惭，急诣御史曰：“可矣！”御史方饮酒，劾竟上。是月，以弊典罢官，亦无祸。

浙后进曰：御史颓放人也，安虑天下有穽己者哉？欲明不欺，成其狱，虽易地以计，乌可已？顾负忼直之意，侦主喜愠，乃一发声，留隙俟处置以败，信道可不笃耶？设少年悍者击之，中矣。

——《龚自珍全集》

这是一篇纪实小品，集中在一件小事上，先叙后议，揭示清王朝的腐败和官场上的奸诈，批判了败坏道德、卖友求荣的小人。

文中的和珅，是有清一代最大的贪赃枉法的大官僚。乾隆朝时，他极受宠信，权力很大。此人贪心极大，常常枉法弄权，聚敛财富，一时财势逼人，满朝文武，对他都畏嫉。和珅由侍卫擢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执政二十余年。家中积累财富，在他被嘉庆帝抄没家产时计，达国库年收入十分之一。当和珅在权力顶点时，许多没有骨气的贵族官僚，千方百计去巴结和珅，企图升官晋爵。《松江两京官》正是当时官场风气的富有戏剧性的故事。

文章可分叙和议两部分。叙写故事，议论析其事。议论又以“浙后进曰”为引出。这个“浙后进”，即是作者。

在叙的部分中，最使人注意的是，作者把一件官场丑闻当作一个戏剧小品来描写，因此，笔墨集中在人物的言行上，对于攻劾和珅的奏章和内容本身，轻轻带过。这里有三个人物。一个是御史公，正直、敢言，却又有书呆子气，轻信同乡朋友。当他侦知和珅阴私的事，先是找人商量，再是由别人决定他上奏章的时机，最后在自己毫不清醒的酒醺醺时仓促上奏，既失密，又失时，更加上轻信，失败是必然的。不过，这个御史仍不失为一个有骨气的正直官吏。第二个人物是侍郎。此人位居高位，但权力欲和贪欲，仍然使他处心积虑向上爬。当他知道同乡要弹劾和珅时，认为机会到了，先是稳住御史，造谣说皇上最近心情不好(不怿)，暂不上奏为佳。骗得信任，赢得时间，迅速密报给随乾隆巡视热河的和珅，使和珅有了应变准备。更为可耻的是，那位大大咧咧的御史忘了弹劾这事，以致和珅白白准备而指斥侍郎的时候，侍郎为了个人升沉，竟然急不可待地怂恿御史上奏章弹劾。实际上是侍郎与和珅串通做好的陷阱，由侍郎骗御史往里跳。结果可想而知。侍郎开始仅仅是卖友求荣，后来又加上自保，于是，种种无耻的阴谋手段都用出来。以这个人的行为，可见他内心是多么卑鄙无耻。第三个人是和珅。人物并没有出场，只有两封信。第一封说“顿首谢，种种有处置矣”，显示这位权臣应变的能力，可见其炙手可热。一个“谢”字，暗示了将来提拔侍郎的许诺，也很有内涵。第二封信更简，“辞甚啴(平和)，谓君绐(欺骗)我。”欺骗和珅，这罪名对侍郎来说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君绐我”三个字，具有明显的指责和威胁。结果逼使侍郎再去催御史上奏那封毫无作用的弹劾。和珅前恭后倨，基于他对权势的依存关系。这三个人物，面目各异。在场上的御史和侍郎，形象尤为鲜明。

议的部分，是作者的观感。作者主要从批评御史轻信的角度，论析这次弹劾失败的必然性。侧面也剖析了在清王朝官场上，坚持正直，维护正义，又是十分艰难的事。由此可见官场风气的腐败丑恶。对于侍郎、和珅，作者不置评讥，实在是不屑评讥：他们只是黑暗势力的一种代表，也是腐朽垂死力量的代表而已。

士林风气和官场腐败，常常是近代正直人士抨击的要点。官僚是支撑封建国家机器的主要力量之一，后备官吏的士和已成官吏的腐败，直接导致一个王朝的衰亡。因此，龚自珍这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对官场腐败的抨击，实际上是他们对整个腐朽的封建制度抨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人们，可以从这些尖锐的散文中作出自己的判断。

这篇散文，富于戏剧性，情节性，这是龚自珍散文的一个特点：常常在形象的活动的画面中，体现出深刻的社会内容。同时，作者谨慎巧妙地处理纪实与戏剧性的关系。这件事是有出处的。御史名曹锡宝，字鸣书，上海人。官陕西道御史，弹劾和珅，因为不合事实，革职留任。和珅败亡后，嘉庆时赠副都御史。侍郎名吴省兰，字泉之，上海南汇人。官工部侍郎、侍读学士。勾连和珅，出卖友人曹锡宝，终于身败名裂。龚自珍以曹、吴二人事实为据，但作了戏剧性的处理。把二人的籍贯归于松江，把二人交往活动写得富有情节性。不用真名实姓，这既有存忠厚之心的意味，主要的是为主题所需。对于揭示这一件官场丑闻来说，主要的并不是揭丑，而是透过这件丑闻，昭示整个清王朝官僚体系的腐败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