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龚自珍
御史某与侍郎某相惇也。御史公得大学士和珅阴事,欲劾之,谋于侍郎。侍郎曰:“大善!比日上不怿,事不成,徒沽直名;诚恤国体者,迟十日可乎?”御史诺:“缓急待子而行。”
上幸木兰热河,留京王大臣晨入直,有急报自行在至,发之,和珅答侍郎书,大略云:和珅顿首谢,种种有处置矣。月余报至,亦和珅与侍郎书,辞甚啴,谓君绐我。侍郎惭,急诣御史曰:“可矣!”御史方饮酒,劾竟上。是月,以弊典罢官,亦无祸。
浙后进曰:御史颓放人也,安虑天下有穽己者哉?欲明不欺,成其狱,虽易地以计,乌可已?顾负忼直之意,侦主喜愠,乃一发声,留隙俟处置以败,信道可不笃耶?设少年悍者击之,中矣。
——《龚自珍全集》
这是一篇纪实小品,集中在一件小事上,先叙后议,揭示清王朝的腐败和官场上的奸诈,批判了败坏道德、卖友求荣的小人。
文中的和珅,是有清一代最大的贪赃枉法的大官僚。乾隆朝时,他极受宠信,权力很大。此人贪心极大,常常枉法弄权,聚敛财富,一时财势逼人,满朝文武,对他都畏嫉。和珅由侍卫擢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执政二十余年。家中积累财富,在他被嘉庆帝抄没家产时计,达国库年收入十分之一。当和珅在权力顶点时,许多没有骨气的贵族官僚,千方百计去巴结和珅,企图升官晋爵。《松江两京官》正是当时官场风气的富有戏剧性的故事。
文章可分叙和议两部分。叙写故事,议论析其事。议论又以“浙后进曰”为引出。这个“浙后进”,即是作者。
在叙的部分中,最使人注意的是,作者把一件官场丑闻当作一个戏剧小品来描写,因此,笔墨集中在人物的言行上,对于攻劾和珅的奏章和内容本身,轻轻带过。这里有三个人物。一个是御史公,正直、敢言,却又有书呆子气,轻信同乡朋友。当他侦知和珅阴私的事,先是找人商量,再是由别人决定他上奏章的时机,最后在自己毫不清醒的酒醺醺时仓促上奏,既失密,又失时,更加上轻信,失败是必然的。不过,这个御史仍不失为一个有骨气的正直官吏。第二个人物是侍郎。此人位居高位,但权力欲和贪欲,仍然使他处心积虑向上爬。当他知道同乡要弹劾和珅时,认为机会到了,先是稳住御史,造谣说皇上最近心情不好(不怿),暂不上奏为佳。骗得信任,赢得时间,迅速密报给随乾隆巡视热河的和珅,使和珅有了应变准备。更为可耻的是,那位大大咧咧的御史忘了弹劾这事,以致和珅白白准备而指斥侍郎的时候,侍郎为了个人升沉,竟然急不可待地怂恿御史上奏章弹劾。实际上是侍郎与和珅串通做好的陷阱,由侍郎骗御史往里跳。结果可想而知。侍郎开始仅仅是卖友求荣,后来又加上自保,于是,种种无耻的阴谋手段都用出来。以这个人的行为,可见他内心是多么卑鄙无耻。第三个人是和珅。人物并没有出场,只有两封信。第一封说“顿首谢,种种有处置矣”,显示这位权臣应变的能力,可见其炙手可热。一个“谢”字,暗示了将来提拔侍郎的许诺,也很有内涵。第二封信更简,“辞甚啴(平和),谓君绐(欺骗)我。”欺骗和珅,这罪名对侍郎来说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君绐我”三个字,具有明显的指责和威胁。结果逼使侍郎再去催御史上奏那封毫无作用的弹劾。和珅前恭后倨,基于他对权势的依存关系。这三个人物,面目各异。在场上的御史和侍郎,形象尤为鲜明。
议的部分,是作者的观感。作者主要从批评御史轻信的角度,论析这次弹劾失败的必然性。侧面也剖析了在清王朝官场上,坚持正直,维护正义,又是十分艰难的事。由此可见官场风气的腐败丑恶。对于侍郎、和珅,作者不置评讥,实在是不屑评讥:他们只是黑暗势力的一种代表,也是腐朽垂死力量的代表而已。
士林风气和官场腐败,常常是近代正直人士抨击的要点。官僚是支撑封建国家机器的主要力量之一,后备官吏的士和已成官吏的腐败,直接导致一个王朝的衰亡。因此,龚自珍这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对官场腐败的抨击,实际上是他们对整个腐朽的封建制度抨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人们,可以从这些尖锐的散文中作出自己的判断。
这篇散文,富于戏剧性,情节性,这是龚自珍散文的一个特点:常常在形象的活动的画面中,体现出深刻的社会内容。同时,作者谨慎巧妙地处理纪实与戏剧性的关系。这件事是有出处的。御史名曹锡宝,字鸣书,上海人。官陕西道御史,弹劾和珅,因为不合事实,革职留任。和珅败亡后,嘉庆时赠副都御史。侍郎名吴省兰,字泉之,上海南汇人。官工部侍郎、侍读学士。勾连和珅,出卖友人曹锡宝,终于身败名裂。龚自珍以曹、吴二人事实为据,但作了戏剧性的处理。把二人的籍贯归于松江,把二人交往活动写得富有情节性。不用真名实姓,这既有存忠厚之心的意味,主要的是为主题所需。对于揭示这一件官场丑闻来说,主要的并不是揭丑,而是透过这件丑闻,昭示整个清王朝官僚体系的腐败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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