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自序　张仲景

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孔子云： 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注释〕 越人： 扁鹊。 虢(guó)： 古国名。有东虢、西虢、北虢之分。 秀： 出众。 方术： 指治疗技术。 厄： 病困。 企踵： 踮起脚跟。此谓仰慕。 孜孜汲汲： 急急忙忙迫不及待貌。 末： 此指名利荣势。 本： 指身体。 “皮之不存”二句： 语见《左传·僖公十四年》。 巫祝： 古代迷信鬼神的活动。 赍(jī)： 持。 重器： 此喻身体。 异物： 指死亡的人。 进： 进身为官。 退： 隐居为民。 游魂： 喻苟延残喘的无用之人。 徇： 营求。 建安： 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公元196—219年)。 纪年： 即纪元。我国从汉武帝开始以帝王的年号标记年代。 稔(rěn)： 年。 横夭： 早死。 撰： 通选。 九卷： 指《灵枢》，又称《针经》。 八十一难： 指《难经》。 思过半： 谓收益多。 五常： 五行。 府俞： 针灸中的气府腧穴。 演： 推演，扩大。 口给(jǐ)： 能言善辩。 斯须： 一会儿。 寸： 寸口脉。 尺： 尺肤。古代诊察部位。 人迎： 位于结喉两侧，指颈动脉。 趺阳： 指足背前胫动脉。 三部： 指寸口、人迎、趺阳三部脉象。 短期： 病危将死之期。 九候： 古代诊脉的九个部位。头部两额、两颊及耳前；中部寸口、合谷及神门；下部内踝后、大趾内侧和大趾与次趾之间等九处的动脉。 仿佛： 指模糊印象。 明堂： 指鼻子。 阙庭： 指两眉间和前额。 识(zhì)： 记、知。

(王庆其)

〔鉴赏〕 《伤寒杂病论》系东汉末著名医学家张机(字仲景)所著。相传他曾任长沙太守，世称“张长沙”。东汉末年战乱频仍，疫病横行，民不聊生。曹植在《说疫气》中形容当时的惨状为“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复族而丧”。在大疫流行之际，张仲景家族亦未能幸免，正如是文所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民众的苦难，亲人的伤痛，激发了张仲景精研医术及著书救世的责任感，于是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

《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后，由于兵火战乱的洗劫，原书散佚不全，后经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将原书的伤寒部分整理成册，名为《伤寒论》，遂使此书得以幸存。

《伤寒论》的学术成就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系统总结了东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将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我国第一部理论方药具备的医学经典。第二，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对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表现及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归纳，创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创制与保存了许多功效卓著的方剂(113方)。用药精当，配伍严谨，加减灵活，功效显著，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第四，制定了诸如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理阴阳等基本治则，并首次全面系统地运用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为后世医家提供了范例。第五，记载了汤剂、丸剂、散剂、含咽剂、灌肠剂、肛门栓剂等不同的剂型，为中医药制剂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仲景在自序中，字里行间表现了他“仁爱济世”的医学伦理思想。身处疫病流行的年代，目睹当时“居世之士”竟然“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而“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的恶劣作风，深表痛切，对那些“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蒙蒙昧昧，蠢若游魂”的不良倾向进行了抨击。他指出缺德不仁的庸医非但不能造福于人类，而且将误人害己，“患及祸至，而方震慄”，“幽潜重泉，徒为啼泣”，“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对此他感到十分痛心。

仲景对当时墨守成规、草率从事的医疗作风也作了严厉的批评：“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在诊治过程中，“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这样的医疗态度，“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仲景认为中医学是一门极为深奥广博的学问，他指出：“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可见只有博学多才，识多见广，才能成为救人济世的医生。并结合自身治学，主张“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反对“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的门户之见，从而不断结合临床实践，大胆创新。

仲景的为医之道、治学风格及其学术创新，足可为今世医家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