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榖、、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
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拙业,而秦阳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注释〕 甘: 以……为甘。此后,“美其食”、“安其俗”、“乐其业”均为同样结构的句式。 挽近世: 挽,通“晚”。挽近世,即现世。 声色: 音乐舞蹈。 刍豢: 家畜。 渐: 感染、影响。 眇论: 眇,通“妙”,精妙之论。 山西: 这里指太行山以西。 榖(gǔ): 树名,形似楮树,树皮可制纸。 : 苎麻。 牦: 牦牛,尾巴处有长毛,可供装饰用。 漆: 木名,落叶乔木,其汁可作为涂料。 姜(jiāng): 生姜,草本植物,根茎辛辣,用为调味品。 连: 铅矿。 瑇瑁: 即玳瑁,龟类动物,它的甲是名贵的装饰品。 旃裘: 用毡毛制成的衣服。 棊置: 棊,同“棋”。棊置,棋布。 谣俗: 流行的风俗习惯。 虞: 管山林水泽出产的官。 征: 象征。 辟: 开、通。 鲜: 少、贫乏。 彰: 显明。 熙熙: 热闹的样子。 却: 使……退却。 闾巷: 里巷,这里泛指民间。 骛: 从事、追求。 形容: 容貌。 袂(mèi): 袖口。 作色: 脸上变色、生气。 焦神: 烦躁。 糈(xǔ): 粮食。 赂遗: 贿赂的财物。 籴(dí): 谷物。 素封: 指没有爵邑俸禄而所得财富相当于封君。 醵(jù): 聚食饮酒。 惭耻: 惭愧羞耻。 争时: 逐时争利。 什: 十倍。 伯: 百倍。 纤啬: 琐屑。 辱处: 下贱的行当。 洒削: 磨刀的行当。 胃脯: 食物名,将羊肚煮熟,调以味,晒干而成。 诚壹: 心志专一。 经业: 经常业务。 辐辏: 车辐集中于轴心,比喻钱或物聚集在一处。
(饶玲一)
〔鉴赏〕 司马迁与其父司马谈都是信仰黄学的人,黄学与老学有许多不同,最主要是黄学注意“时变”,认为要研究时变,才能积极应世。司马迁著《史记》是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也就是研究时代的变化。所以,他撰《史记》,既注重了天文、地理,撰写了《天官书》、《河渠书》,还特别注意国民生计,写出《平准书》。《平准书》基本上可视为一篇先秦经济史。他还专门撰写了《货殖列传》,叙述了那些具有创业精神的手工业者及杰出的商人的活动,在二千年前这不能不说他独具卓识。
《货殖列传》首先批判了《老子》那种违背时代进化的论点。老子说:“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把进入封建社会的周代,硬要拉到落后的原始社会,显然与黄学注重时变及标榜要“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为手工业家、商业家立传的意见不合。无怪司马迁用严厉的口气批评老子“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接着下段又说:“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段意思说,人们有耳目声色之好,口想吃美味,又要贪图安逸,追求富贵,你以高深的道理去劝他,他不会听的。最好的手段是按照他们各自经营的生业去发展,不要去强制阻遏,其次者加以利导,其次加以教育,再其次用制度加以规范,最下等是与民争利。这种因循之道就是《论六家要旨》论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方法。《管子·心术上》说:“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下面又说:“故道贵因,因其能者,言所用也”,这就解释得更加明确,无怪乎序文二段提到管子,序文末段引用《管子·牧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见司马迁作《货殖列传》,管子其人与其书,在他的思想占了何等地位。
除管子外,序文占重要地位的就是太公望,他说:“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渔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太公望治齐政策是“尊贤尚功”,尊重妇女“劝其女功”,与儒家周公治鲁的政策“尊尊亲亲”,歧视妇女有显著的不同。孔子在《论语·八佾》对管仲有三归大加责备,认为管仲“官事不摄,焉得俭”,又说“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而《货殖列传》里却赞扬管子,认为管仲虽“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但他能继续执行太公望的政策,使齐国富强一直保持到齐威王与宣王,并没有什么不对,它表明了司马迁重视黄学,忽视孔子的态度,无怪班固在《司马迁列传》里要说“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班固他不懂得先黄老与述货殖本是一个思想体系下来的,都是从太公望、管子以来的齐学,也就是后世所称的黄学,或黄老之学。《货殖列传序》较短,不过四五段,除“夫山西饶材、竹、榖、、旄、玉石……而自然之验邪”一段没有直接涉及到黄老思想外,其余各段均以黄学贯穿,这跟他们父子两人的学术思想有关,并非全如姚姬传所说:“子长见其时天子不能以宁静淡薄先海内。”这从序后述的货殖名人内容,也可以得到证明。
《序》后所写的人物中,第一位是范蠡。范蠡与《黄帝四经》很有关系,《国语·越语》下所见范蠡的话,许多见于《黄帝四经》,而最重要且带纲领性的话“圣人不朽,时变是守”既见于《越语》、《黄帝四经》,又见于《论六家要旨》,《论六家要旨》正是以“圣人不朽,时变是守”去总结道家的,因此把范蠡摆在《货殖列传》之首,把孔门弟子子贡列第二,仍是“先黄老而后六经”的精神作指导,第三个是白圭,司马迁叙述白圭“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白圭乐观时变,仍是按“时变是守”的原则经商,注意世事和市场的变化,才能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总结了范蠡“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产者,能择人而任时”,所以白圭“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自白圭以下各家多是按这原则经营致富的: 如乌氏搞畜牧,到牲畜多了,便“斥卖,求奇缯物,间献戎王”;蜀卓氏是赵国人,秦灭赵,迁徙赵国许多人于巴蜀,很多人想迁近点,而卓氏本“人弃我取”,“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因此“铁山鼓铸……富至童八百人”;宣曲任氏,当“秦之败也,豪杰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连年战争,“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任氏以此致富”,因此《货殖列传》不但提高工商业者的地位,还从道家黄学派去总结了他们致富之道,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具有市场意识,有市场经营头脑,这很不简单。
当然他也看到工商业者“大者倾郡,中者倾县,小者倾乡里”的不良现象,他本人受到腐刑,在囚禁中感到“家贫,财赂不足自赎,交游莫救”,对于经济上的困难,深有切肤之痛,著《史记》时不免有些牢骚。但他写作《货殖列传》仍是选择了“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选择”,对于贩脂、卖浆、洒削、胃脯、马医他并不轻视,认为他们“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富者必用奇胜”,因此他们的致富,“皆诚壹之所致”。这比起班固在《汉书·货殖列传》里破口大骂这些人“皆越法矣”,是显然有差别的。
最末他总结了一条经商致富的原则,即“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说明商人要会辩证地看待市场,一出现好的商机,便要立刻抓住,否则便会坐失机会,甚至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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