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序　萧统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尝试论之曰： 《诗序》云，《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 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荑，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同异；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

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注释〕 眇觌玄风： 眇，通渺，远。觌，看。玄风： 古风。风，风俗、风气。 天文： 自然现象；人文： 见于文字记录的古代典籍。 增： 通层。增冰，即层冰。 微： 无，没有。 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 前句说所乘之车的发展演化，后句说水结冰。 凭虚： 张衡《西京赋》第一句为“有凭虚公子者”，凭虚代指《西京赋》。亡是： 司马相如《上林赋》第一句为“亡是公听然而笑曰”，亡是代指《上林赋》。 怀沙： 屈原所作《九章》之一，据说是他自沉汨罗江前的绝命词。后句“吟泽”语出《楚辞·渔父》。 《桑间》、《濮上》： 语本《礼记·乐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后成为乐调上靡靡之音的代称。 退傅： 指韦孟，先为楚元王傅，历元王子夷王、孙王戊，韦孟因王戊荒淫无道，退位居邹，作《在邹》等讽谏诗，均为四言体。《文心雕龙·明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降将： 指汉将李陵，河梁之篇，指李陵与苏武诗，第三首有“携手上河梁”句，为五言体。萧统认为这是文人创作最早的五言诗，实为伪托。 吉甫有“穆若”之谈： 《诗经·大雅·烝民》为尹吉甫所作，其中有“吉甫作颂，穆如清风”句。季子有“至矣”之叹： 季子，即季札，春秋时吴国公子，聘于鲁时观乐作颂，赞叹说：“至矣哉！” 答客： 假借答复别人问难，抒写情怀的一种文体，如东方朔《答客难》。指事： 即《文选》中的“七”体，如枚乘《七发》，说七件事以启发楚太子，故说指事。 陶匏： 均为乐器名。陶即壎，土制的乐器。匏(páo)： 即笙。 监抚： 古称皇太子为储君，有帮助国君监国抚民的责任。 七代： 周、秦、汉、魏、晋、宋、齐。 缥囊、缃帙： 书卷的代称。帛青白色称缥，浅黄色称缃，用缥制成装书的袋，称缥囊；用缃作书衣，称缃帜。 姬公： 周公姬旦；孔父： 孔子，鲁哀公谓孔子作诔，称孔子为尼父。此处泛指儒家经典。 坐狙丘，议稷下： 李善注曹植《与杨德祖书》：“《鲁连子》曰： 齐之辩者曰田巴，辩于狙丘而议于稷下，毁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 仲连： 赵孝成王时，秦兵围赵邯郸，魏安釐王使辛垣衍劝赵尊秦为帝，鲁仲连驳斥了他，打消了赵国投降的主张，秦兵知道后，后退五十里。食其： 楚汉相争时，刘邦派郦食其往说齐王田广，下齐七十余城。留侯： 张良封留侯，他曾发八难，劝高祖无立六国后。曲逆： 陈平封曲逆侯，辅佐高祖，曾六出奇计。 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 两句互文见义，“事”承上句“序述”而言，“义”承上句“赞论”而言，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也有“沈思”、“翰藻”，可以作为文学作品选录。沈思，作者深刻的艺术构思，翰藻，表现于作品中的辞采之美。

(张传友)

〔鉴赏〕 曹丕的《论文》与建安七子的诗文相和，奏响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最强音。而这一组曲在中国文学时空划过的痕迹，应该有人把它与以往和此后诸多美妙的乐章记录下来，让后人去琢磨、沉潜、赞叹和敬仰。我们现在可以查到的有杜预的《善文》、李充的《翰林》、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刘义庆的《集林》，可惜都已亡佚。三百年后，一位也曾做过太子的人物，他发宏愿“历观文囿，泛览辞林”，终于完成了这部保存至今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诗文总集——《文选》。这个人就是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

萧统，字德施，受其父梁武帝萧衍佞佛的影响，小字维摩。他不好女色，不蓄声乐。除了以皇太子的身份“省万机”外，他的时间大都花在研读诗文上。当时他所在的东宫太子府号称“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他弟弟即后来的简文帝萧纲也颂扬他：“研经博学，手不释卷，含芳腴于襟抱，扬华绮于心极……欹案无休，书幌密倦。”劳心渎神的体力透支加上恬淡寡欲的生活习惯，他编选工作完成后不久便双目失明，年仅三十一岁未及即位便早早夭逝了，谥曰“昭明”。因此《文选》又称《昭明文选》，以纪念他以双目和生命的代价实现《文选》宏愿。

《文选》收录了从先秦至梁间八百余年的130位名家(有一位无名氏)的诗文词赋，这38类752篇经典文本，有诗歌434首，辞赋99篇，杂文219篇，所收文本语言优美，辞藻华丽，对仗工整，韵律谐和，基本上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精华。这方面，他是对曹丕、陆机文学批评标准的继承、发展，更是落实和深化。

作为诗文选集的《文选》，首先要解决的是“文”的标准问题。汉代所谓的“文学”、“文”，主要指以哲学思辨为内容的学术文章，《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汉武帝“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文学之士”指的是儒门弟子。魏晋时期，文学或文的范畴延伸到诗文领域。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已经有相当部分的诗赋进入他评訾的范围。至南北朝时，文学的进一步独立分化趋势愈来愈明朗，不同文体的发展已经定型，当时已存在着相当数量纯“文学”意义上的优秀作品。在萧统以前，宋文帝立四学，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取得了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的地位，标志着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吟诗作赋等文学活动成为豪门权贵以及士大夫阶层炫耀学问门第的雅事。萧统接受了当时的文学观念，把子书排斥在文学之外，因为诸子之作主要是“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那种带有哲学、思辨、抽象、玄虚意味的作品，如老子、庄子的作品，或者汉儒赋予过多教化伦理意义的《诗经》，都先预设了一个实用性、功利性目的，或者教化的功能性在那里，遮蔽了其本来的文学价值，是不能入《文选》的。而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有的“综辑辞采”，有的“错比文华”，它们不是对历史事实干巴巴的描述，而且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达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切身感受，是完全符合“文”的标准的。所谓“以能文为本”，即以文学活动自身的内在要求和创作规范为宗旨，就是从文学自身出发，以文学本身为落脚点，而不是以道德伦理、政治教化为超越于文学之上的终极目标。这种纯“文”的标准，并不限于孔子所讲的“思无邪”，也非“诗言志”所能笼括。而是按萧统所说的，“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这“事”既包括作者所铺叙的事件、事物、实事，也包括他自己经历、体会到的情志、情感、感触，这些作为创作的原始素材，必须经过作者的“沈思”，即经过一番去粗存真、提精化醇的提炼、升华过程。这种饱含感性和理性、情感与理智的事实之真与艺术之真，构成创作的兴象、物象和意象，其“义”应该与华丽典雅的辞藻、和谐悦耳的声律、变化多样的手法、允当合意的文体融合为一，才符合纯粹的“文学”标准。这就给文学与非文学划了一条界线。

其次，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看，萧统坚持一种朴素的文学进化观。他认为，就像华丽舒适的辇车本由简陋的圆木椎车发展而来，坚冰本由流水冷冻而来，文学由幼稚、简单、质朴走向成熟、繁复、华丽的演进，文体由简短、单一到铺排、多样，以致“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这种文辞愈来愈铺排华丽、文体愈来愈细密分化的现象，都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萧统这种文学进化观，只是对魏晋以至他的时代文学发展趋势的认同和总结，并不包含评訾古今孰优孰劣的意图，他要做的，是把文学演进的这一轨迹通过大量文学作品的取舍、摘选，描述得更集中、更清晰、更直观，即“略其芜秽，集其清英”。

如果说“以能文为本”是一种外部研究的话，萧统对文体分类的思考和分辨则是一种内部研究。曹丕已经看到“文本同而末异”，他把文体细分为四类八体，论文章体制“重在末而求其异”。陆机的《文赋》就文学实际把文体进一步分化、细化。萧统在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溯源以明其“本”，同时又沿流以表其“末”。根据不同文体风格与适用范围，把文学作品大体上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37种文体(一说38种)。具体到各篇文学作品的选排，按照“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比如赋可细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门，诗歌细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等23门。他在文体划分上的过于细密、琐碎，正反映了当时文学自觉时代的文学创作活动的兴盛，表明了人们日常生活日渐“文学”味的事实。当然，萧统的文体划分标准有些偏重于文体风格，有些偏重于实用功能，有些偏重于应用场合，这种不统一所导致的琐碎、杂乱状况，不断遭到后人文体标准“淆乱”的批评，选文内容“芜秽”的讥评也是情之难免。

萧统所在的时代，玄风正炽，清谈盛行。不能说玄学的兴起与文学“自觉”时代到来不无关系，玄学对政治的消解，从士人的精神玄溟之域为“以能文为本”疏通了最为关键的一道障碍。但这种人为地以玄学对政治的消解，以文学对政治的疏离，或可揭示士大夫阶层在那个人生易逝、荣华短暂的时代对政治和权力的一种隐讳曲折诉求。但贵为太子的萧统，对玄言清谈本无甚好感。《文选》中玄言诗的落选与山水诗的大量出现，代表了他虽品悦自然而并未一超直入“道”的境界。《梁书》记载他“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使他对于孔孟之道有着一种骨子里的亲近感，认同感。但汉儒以文学附庸于教化的俗劣做法已败坏了诗书之道的尊严与神圣。而儒家所讲究的修齐治平又是帝王必备的政治与人生素养，在他心目中，《文选》“以能文为本”，必然有所取舍，而周孔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裁”，可以说是一种不选之选。所以他能“以能文为本”的同时，又超越汉儒而上承先秦原始儒家素朴的文学观，近承曹丕、陆机等人的文本观，改造继承毛亨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言志观，提出“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志”虽未斩断汉儒喋喋不休的教化伦理之道的关联，其精神的落脚点已转移到情感、情怀、情绪的性灵一边。他选引屈原的大量诗歌，标举他“含忠履洁”的高尚情操和政治品格，不过其中缘由也非一端，屈诗奇绝瑰玮的意象与鼓荡澎湃的情感在他权衡的秤准上应该也占有相当的分量。同时他在武帝佞佛的影响下，对佛教、僧人也颇为崇信，但佛教典籍沾染佛光宝慧，与儒家经典的神圣同样是不可以平常人的眼光加以评判的。何况佛家本自西方，已抑儒合道而近玄，玄学对正统儒家思想的消解所导致的山水诗大量入选，或可代表他对佛学中国化、佛慧诗性化的另类认同。

我们也看到，萧统这一“以能文为本”的文学观，在选录作品时，存在着与曹丕、陆机等人相同的偏爱文句典雅、词藻华丽的倾向。虽然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吐露自己对“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文风的向往，但这种偏爱辞藻华丽的审美标准，对于六朝绮靡的文风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他不能独承此咎，之前的曹丕、沈约、刘勰、钟嵘也有相当的责任，但他的《文选》后来成为后人仿作的范本，不由自主地文学史发展浪潮把他推到了既备受瞩目、也备受诟责的境地。

萧统“以能文为本”所选编的《文选》，作为中国保存至今最早的诗文总集，很多先秦至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才幸运地流传至今。它在中国历史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开始的以诗赋取士，《文选》成为士人登科及第的敲门砖。大诗人李白早年多次拟作《文选》中的诗文，杜甫也要求儿子“熟精《文选》理”，宋代更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直至王安石当政时才改以新经学取士，《文选》才从求仕的必选书单上撤下。不过，至唐代出现的“文选学”由此逐渐受到学子们的重视。而萧统取舍作品的“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标准，“以能文为本”的开明文学观，较之他之前的刘勰卑今好古，文章“从质及讹，弥近弥澹”的文学史观，主张“矫讹翻浅，还宗经诰”的文学主张，也更显得卓略与可贵。抛开他的琐碎分类与文学进化观，但就这一标准，这种胆识，萧统在中国文学史上完全可以确立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

昭明的谥号，冥冥之中或可告慰这位早夭的梁国太子，他的“以能文为本”的文学解放精神，通过《文选》这一经典文本，光耀千古，并将继续给后来的文人学士带来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