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典》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何典》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清张南庄撰，陈德仁评，十回。书约成于嘉庆初。版本有光绪四年 (1878)上海申报馆印行本。光绪二十年 (1894) 晋记书局石印本。(更名 《鬼话连篇录》)，1926年6月刘复标点本等。



书叙三家村的财主活鬼赴五脏庙求儿，果得一子，取名活死人。为了酬神还愿，他在村上建鬼庙，演鬼戏，不料戏场上看客打架，闹出人命，土地饿杀鬼抓不到凶手，只把活鬼拿问，借此敲诈了一大笔财，活鬼气死。遗孀雌鬼，招进后夫刘打鬼。刘好赌成性，家业被他败光，雌鬼也一命呜呼。孤儿活死人由舅父形容鬼领回抚养。初时还与表兄牵钻鬼一同上学，数年后，形容鬼赴鬼门关当差，他便辍学在家，备受舅母醋八姐虐待，不得已逃离舅家，向鬼庙的住持求助未遂，反被逐出，乃沦为乞丐。牵遇蟹壳里仙人，授以仙丹，并指点他寻鬼谷先生学艺。寻师途中，偶然救下了正遭色鬼凌辱的臭花娘，两人订下鸳盟。之后，活死人寻到鬼谷先生，不消一年便学得一身本事。其时，饿杀鬼已升任枉死城城隍，因胡乱处置命案，激反了大头鬼。枉死城被攻破，城隍全家被杀。大头鬼又攻下鬼门关，总兵白蒙鬼弃关逃走，形容鬼投水自尽，酆都城为之震动。阎王出榜招贤，活死人应募投军，挂帅出征，平定了乱事。论功行赏，他被封为蓬头大将，并由阎王赐婚，与臭花娘终成眷属。

故事的背景是阴曹地府，但活动在其间的鬼物并无超自然的能力，如同人间一样，他们也有生老病死，经历着悲欢离合的遭遇。若将他们的名字当作绰号看待，小说实在是世态人情的反映。诸如： 饿杀鬼贪财好色，醋八姐见钱眼开，色鬼蹂躏妇女，尼姑助纣为虐，识宝太师卖官鬻爵，畔房小姐醋海兴波，凡此种种，都属人世习见丑态。“谈鬼物正像人间” (鲁迅 《题记》)，因而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通常把此书看作讽刺小说。“戏不够，神来凑”，蟹壳里仙人的鬼画符驱走恶狗，为活死人解围; 罗刹女用 “熄火罐头” 作法宝，专捉男子吸骨髓，从而使活死人与臭花娘重逢，这些带有神怪性的穿插，给小说蒙上一层魔幻色彩，因而也有人称此书为中国荒诞小说。

《何典》在通俗小说中别具一格，主要由于它是用上海方言俗语写成的。古人作文，讲求用典，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张南庄却独辟蹊径，把活在劳动人民口头上的方言词语作“典”，信手拈来，妙语如珠。申报馆印行此书时所作广告称： “语曰： ‘出于何典?’ 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直曰出于 《何典》而已矣。”鲁迅称此书“用新典一如古典”，所谓“新典”，即指俚言俗谚，这类注释多达七八百条，真可谓洋洋大观了。

张南庄是上海人，熟悉本地方言，运用俗谚十分自然，如评述活鬼吃药无用的几句：



正叫做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果然犯实了症候，莫说试药郎中医弗好，你就请到了狗咬吕洞宾，把他的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



“狗咬吕洞宾”，原是半句俗谚 (后半为“不识好人心”)，在此借代“神仙”，割裂使用，似通非通，却起了逗笑的作用。再如描绘苦恼天尊的肖像：



信准那个冷粥面孔，两道火烧眉毛上打着几个捉狗结，一个线香鼻头，鼻头管里打个桩子。



“火烧眉毛，只顾眼前”，割裂使用，与 “狗咬吕洞宾” 同样令人发笑。此外，如：“戴了掼纱帽”，“着了湿布衫”，“挂几个依样画葫芦”，“收拾些出门弗认货”等等，都是把惯用语或俗语歪讲曲解，以收到滑稽的效果。

“仿词”是增加文字幽默感的一种修辞手法，作品中也不乏例子。试看催命鬼责问地方 (即地保) 的几句话：



……亏你做了鬼地方，说出这样风凉话来!如今也不用千言万语，只要交还我凶身，万事全休。若交代弗出，只怕你地方变了地圆地扁，还不得干净哩!



这里的“地圆”、“地扁”，就是仿“地方”而新造的词。由于故事发生在鬼的世界，于是以 “差鬼”代替“差人”，“鬼烟”代替“人烟”，“枉活人世”说成 “枉活鬼世”，或“不枉为鬼一世”，统属 “仿词”的例子。由此可见，《何典》实在是封建文人的游戏笔墨。作者自称“过路人”，评者自称“缠夹二先生”，隐去了姓名，也属逢场作戏的表现。

作品中的男女主角本是正面形象 (英雄美人)，两人的名字却含贬义。活死人原是骂人话，作者把“活”当成姓，其父为活鬼，其子叫活龙和活现; 臭花娘原是一种野草的俗称，学名“窃衣”，因为它的种子带毛，常易附在路人的衣角裤管上而受人讨厌。作者把“臭”当成姓，称其父为臭鬼，分明都是玩笑手法。

张南庄是“高才不遇”的名士 (据海上餐霞客《跋》)，不免有一种愤世嫉俗的心情，反映在作品中，是对官场黑暗的揭露，对僧尼恶行的鞭挞，乃至对封建知识分子的嘲笑，这使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他毕竟是封建文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类剥削阶级思想观念成为贯穿全书的主旨。在运用方言俗谚写作时，他又采取“拾得篮中就是菜”的自然主义态度，不加选择，不经提炼，把许多粗鄙、恶俗，乃至下流的词语写进书中，贬损了作品的格调。

鲁迅在1932年5月22日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介绍《何典》时说：“近来当作滑稽本，颇有名声，其实是 ‘江南名士’ 式的滑稽，甚为浅薄。全书几乎均以方言、俗语写成，连中国北方人也费解。仅为了让你看一看，知道中国还有这类书。”(《鲁迅书信集》下卷，第1103页)与《何典·题记》对照着读，可以获得一个全面的评价。《何典》虽是游戏之作，但其保存大量的上海方言词语资料的功绩，还是不该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