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凤奇缘》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双凤奇缘》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又名 《昭君传》，“雪樵主人”撰。全书八十回，约成书于清嘉庆初。序文署“嘉庆十四年(1809)春月上浣三月雪樵主人梓定”。主要版本有： 忠恕堂本，兆敬堂本，道光辛丑维扬二酉堂本，光绪二十年上海宝善书局石印本。

全书大致可分四个部分： 第一回至第十九回为第一部分。叙汉元帝梦遇昭君，派丞相毛延寿越州选美。其时越州太守王忠之女嫱 (昭君) 亦梦中与元帝相会。毛延寿索贿不成责打王忠，昭君设计为父出气，毛延寿怀恨在心，故意点破美人图，以昭君伤夫夺主，于江山不利为由，哄骗元帝册立鲁金定为西宫娘娘。不久，毛延寿又勾结鲁金定将昭君打入冷宫，将王忠夫妇发配辽东充军。昭君身居冷宫，寄情于琵琶，其冤情被林皇后察知。汉元帝得知真情，乃迎立昭君，令总兵李陵抄斩毛延寿一门。毛延寿漏网，拐图逃往番邦。

第二部分从第二十回至第四十五回。叙毛延寿面见番王，献上美人图，唆使番王进兵中原夺取昭君。番王一连发动几支大军，一路破关斩将，渡过黄河直捣京师。是时，汉廷满朝文武贪生怕死，不敢领兵拒番，元帝只好献出昭君。其间叙写了李广一家领兵雁门关拒敌，李陵、李虎夫妇先后遇难之事; 也写了苏武奉命出使议和，羁留番邦牧羊十六年，得一母猩猩 (后成仙) 照顾，生下一儿一女之事。

第三部分从第四十六回至第六十二回，叙昭君挥泪辞别汉廷，在新科状元刘文龙(王龙)的陪伴下前去和番。昭君一路有意延搁，希望元帝履行诺言，御驾亲征。然而希望化为泡影。在番兵的催促下，只得离开雁门关入番。入番以后，昭君以死相胁，迫使番王答应国家税簿缴汉，进贡汉廷以及永不叛汉三事，接着又哄骗番王杀掉毛延寿，释放苏武归汉。昭君在番仗着九天玄女赐给的仙衣，使番王无法成亲。随后又假意要为番王烧香还愿，使番王耗尽国资后，在白洋河上投水自尽。

第四部分从第六十三回至第八十回。叙昭君死后托梦给元帝，斥其不履前约，又嘱咐元帝如不忘旧情，可与其妹赛昭君王娉续结姻缘。林皇后病死以后，赛昭君被册立为正宫娘娘。番相卫律因番王杀了老师毛延寿，心怀不满，一心要坐观汉、匈双方成败，故以取回国宝为由，挑拨番王再犯中原。守卫雁门关的老将李广向汉廷告急，李氏一门再度出征。是时，王娉亦久有为昭君报仇之意，保驾出征雁门关，雁门关前王娉用九姑仙女传授的武艺屡败番兵，在九姑仙女的帮助下，王娉乘胜追击，兵临番城，番王深悔听信卫律之言，斩了卫律，上表投降，王娉与元帝班师回朝，祭奠昭君，褒扬李氏一门，大封功臣，不久，王娉生下太子。是时，天下太平，四方宁静，各国来朝。

《双凤奇缘》的立意并不算高，主要是借昭君和番这一“青史标名”的故事，来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但由于作家在加工提炼这一流传千古的昭君故事时勇于突破旧有故事的结局，在安排故事情节时特别注意人物活动的场面对比，注意在广泛的社会环境中突出昭君的 “美”与毛延寿的 “丑”，在 “美”里注意写出昭君倔强的个性与入番前后不平的遭遇，以强调其内心世界与外界环境的冲突; 在 “丑”里着重批判毛延寿贪赃枉法卖国投敌的罪行，从反面映衬昭君艺术形象的悲剧命运，这样就扩大了作品艺术形象的审美内涵，展示出一定积极的社会思想内容，也使得作品的审美价值超越了作者原本的创作意图。

《双凤奇缘》在塑造昭君这一艺术形象时很注意强调人物的悲剧氛围。诚然，酿成昭君悲剧的最初起因是因为昭君的性格与毛延寿索贿行为的冰炭不容而造成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双凤奇缘》中的昭君形象较之以前的昭君故事并没有多大的发展。但由于作者在塑造人物的时候，特别注意对人物环境作必要的渲染和铺垫，注意昭君性格悲剧升华出的社会悲剧的意义，从而使作品带有了鲜明的社会批判倾向。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认为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双凤奇缘》在向我们叙述昭君出塞和番的被迫性的过程中，突出了美与丑两种性格和心灵的冲突与较量。在叙述了昭君不可避免地遭到摧残这一内容后，立即将笔墨集中在毛延寿勾结番兵进犯中原，在汉廷掀起的一场轩然大波上，即是保昭君拒番还是献昭君和番的问题上，以此产生出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在这里，作品一再铺写大敌当前，满朝文武俱不敢领兵拒敌的事实。掩卷深思，我们就不能不对作品开头向我们交待的一班文武忠良辅佐汉元帝，天下太平的景象提出疑问，如果说太平盛世出现一、二个毛延寿并不足以为怪的话，那么，大敌当前，“一班文武忠良”俱贪生怕死，不敢领兵拒番的事实，就格外引人瞩目了。这样就将昭君因选美而身居冷宫，因番兵压境而被迫和番的情节升华出拯救国家重任的审美意义。应该说，作者在情节中作这样的安排是很有匠心的，在鲜明的艺术对比中，作者引导着我们从昭君的性格悲剧走出来，放眼于昭君悲剧命运所产生的审美价值倾向，从而达到了对太平盛世掩盖着的危机进行社会批判的效果。

作品在突出昭君与毛延寿对立的这一主线时，围绕着昭君还安排了昭君与汉帝、昭君与刘文龙以及昭君与番王的三条副线。其主线从正面揭示了毛延寿叛国投敌是造成昭君悲剧的原因，而三条副线则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昭君这一形象的内涵。在昭君与汉元帝的爱情上，作者在渲染了因梦结缘的奇幻之笔以后，很快就冷静下来，着力于写昭君对汉元帝的刻骨铭心的爱，同时也写汉元帝对昭君的爱。必须指出的是，与昭君一往情深的爱不同，汉元帝对昭君的爱只是一种性爱，当这种爱不妨碍其利益时，汉元帝可以成全这种爱，当这种爱危害到其切身利益时，汉元帝便会抛弃这种爱。尽管他几经犹豫，但毕竟是皇权战胜爱情，汉元帝终于拱手将昭君送入番邦。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元帝是造成昭君悲剧的又一罪魁。为了骗取昭君早日起程和番，汉元帝不惜大谈调集天下兵马去亲征迎回昭君，随着情节的进展，我们看到汉元帝信誓旦旦的保证早已化为泡影。

如果说汉元帝的所作所为加重了昭君悲剧色彩的话，那么新科状元刘文龙送昭君入番的情节则有机地扩展了昭君的悲剧故事的氛围。新婚三宿的刘文龙的爱情变故，在一定程度上与昭君的爱情故事有着类同之处，有着相互映衬之妙。他们都是在抛下心爱之人，踏上渺无希望的番邦，大有生离死别的意味。正因为如此，写刘文龙的内心凄凉，实际上是在寄寓着昭君缠绵悱恻的怨情，写昭君与刘文龙北行途中吟诗作对的抒情场面，实际上是在加强人物悲剧的气氛，有助于刻画昭君这一感人的艺术形象。

番王这一形象的刻画，无疑也对昭君形象的塑造起着补充和映衬的作用，有着独立存在的价值。毫无疑问，番王对昭君的爱是深沉的，炽热的。为了昭君，他可以答应昭君入番的三项苛刻条件，也可以答应斩杀毛延寿的要求，答应耗费国资建造浮桥的要求，答应放还苏武的要求。应该说，这种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正因为这样，才由番王对昭君的一往情深反衬出昭君坚贞不移的性格，也正因为如此，当满朝文武无力承担起国家重任的时候，昭君却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承担起一个弱女子本不该承担的重任。也正因此，她才如作者在第一回中所赞扬的那样，作为“天地英灵之气所钟”的奇女子，“名垂史册”。

作者在《双凤奇缘》的创作中还十分注意 “奇”的警策作用。雪樵主人在序中说：“山川灵秀之气，钟于奇男子者多，而钟于奇女子者复不少。或女子徒以才见：临风作赋，对月敲诗，乃闺阁诲淫之渐，非奇也。或女子徒以色胜：尤物移人，蛾眉不让，又脂粉涂抹之流，非奇也。奇莫奇于有才有色，虽颠沛流离，不改坚贞之志;能武能文，虽报仇泄恨，自全忠义之名。”雪樵主人的话道出了关于“奇”的艺术构思的内容。为了将“奇”贯串于整个作品之中，作者首先向我们写了昭君的因梦奇缘; 又写了昭君才色过人之奇; 又写了入番十六年不改初志之奇;又写了芳魂归故土之奇;又写了其妹赛昭君续接姻缘之奇，以及赛昭君征番之奇; ……可以说“奇”是《双凤奇缘》艺术构思的一个凝聚点，使得作品情节丰富、曲折和多变，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当然，作品在表达“奇”的时候，不正确地过多地宣扬了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并且为了在“奇”上下功夫，不惜拉入些灵怪之事，如九天仙女赐给昭君仙衣，九姑仙女教赛昭君十八般武艺，番僧一无用法术助番兵直捣汉廷等。甚至在叙述了毛延寿因索贿不成造成昭君冤情后，笔锋一转，将昭君的性格悲剧写成是前世已定的命运悲剧，不恰当地将人的悲剧纳入了神的旨意序列，给整个昭君故事披上一层神秘的宿命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昭君悲剧的严肃性及其崇高风格，给整个作品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使它无法跨入优秀古典小说的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 作者在全力渲染了昭君悲剧之后，又峰回路转地写了赛昭君与汉元帝的续结姻缘及征番平番的故事，给整个作品带来了喜庆的气氛，来了个大团圆的结局。毫无疑问，这一戏剧性情节的出现使人们沉重的叹息变为优美的笑声，使那种躁动于心的愿望、理想和意志在审美客体中得以实现。可以说赛昭君的出现是作者对以往昭君故事的一大改造。赛昭君作为昭君形象的延续，不仅体现了作者理想主义的精神，也增加了作品的浪漫情调，使这一作品更深入于民族的审美心理。平心而论，这一喜剧成分的增添尽管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对人物的结局各自作了交待，但毕竟冲淡了整个作品应有的悲剧气氛，使作品又蒙受了不少的损失。

在人物塑造方面，《双凤奇缘》除了塑造了昭君这一感人的艺术形象外，汉元帝、番王、刘文龙、王娉、苏武以及李广、李陵一家都是较为鲜明的艺术形象。特别是在写国难当头，满朝文武皆不敢请缨杀敌的时刻，老将军李广一家请缨，雁门关拒敌的英勇事迹，确实可歌可泣。李陵兵败被俘，在番王先以高官，继以其妹的美色利诱面前，不为所动，最后尽节而死的形象，李虎夫妇为国杀敌先后遇难的形象，以及老将军李广在痛失众亲人，依旧忍辱负重承担着社稷重任的形象，都给人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量。

关于这部小说的归类，近人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如《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将《双凤奇缘》归入“讲史类”。这种归类不妥。尽管 《双凤奇缘》好象是以历史为依据来敷衍昭君的故事，但纵观《双凤奇缘》的情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只以历史作为影子，而整个故事已经脱胎换骨，跳出了历史的范围。如果说昭君入宫、和番还有历史的影子的话，那么，赛昭君征番的兵革之事，显然纯属虚构，已经摆脱了历史演义的框子。李广、李陵一家雁门关拒番以及苏武牧羊的事迹，似乎在以历史为依据，但它也不隶属于讲史的范畴，因为故事的改造使我们无法看清原来的面目。查 《史记·李将军列传》、《汉书 ·苏武传》，我们可以知道，李广是前朝人物，主要生活在文、景、武帝之时。李陵为李广孙，与苏武一样，主要生活在武帝、昭帝时代，李陵曾投降了匈奴。因此，雁门关李广、李陵拒番之事，李陵不屈而死之事，也完全是作者的虚构，当然这里面不排除作者为历史上的李陵辩护、翻案之嫌。而苏武牧羊之事也发生在武帝、昭帝之时，而不是元帝时，更无法说成是经昭君搭救才返回汉朝的。

既然归入讲史类不妥，那么将 《双凤奇缘》归入灵怪类是否恰当呢?尽管作品中出现了许多灵怪之事，甚至在一定的范围内还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如番僧的法术，九天玄女的仙衣，赛昭君的奇遇等等。但除此之外作品也写了英雄传奇，从李广一家为拒番兵入侵，前赴后继，誓死守卫雁门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明显地带有着流传很广的杨家将的影子，那么将 《双凤奇缘》 归入英雄传奇类小说是否稳妥呢? 其结论也是不妥，因为就整个作品而言，主要是写昭君爱情故事，作者是将这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将昭君的离情别恨放在整个世俗社会的大背景中描写，以揭示出不同人物的心态，进行社会批判。《双风奇缘》乃是杂糅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灵怪神魔以及人情世态的小说。这种小说杂糅的现象并不是自《双凤奇缘》始，而是在清康雍间就已发展起来，《双凤奇缘》在某种程度上只是顺应了这一杂糅的潮流，并成为这类小说中较为优秀的作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