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扁》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黄小配著。十六回,此为上卷,下卷未出,1908年日本东京三光堂排印本,收入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三卷》上册。
作者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很明确: 攻击康有为保皇派活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小说开头就说: “谁想今日还有人抱一个皇帝是当奇货可居的。”全书从康有为家世、幼年一直写到戊戌政变失败,流亡海外。
康有为自幼从师求学,顽劣异常; 青年时代行为放荡,但平时“装起道学”,自称是不屑于功名的 “康布衣”,干尽钓名沽誉的勾当。他投机取巧,应北闱乡试,名落孙山,又以 “公羊学”结交翰林缪寄萍,赚骗缪著《新学伪经辨》手稿,回到广东。缪亡故,将手稿窃为已有,改名《新学伪经考》付梓。由此博得虚名,贴起 “康馆”两字,即有陈千秋、梁启超等十余人从游。他在馆中伪装严谨,每晚则必宿娼。当时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广雅书院,康有为以欺骗手段觊觎山长之职,又托人说情钻营,终于失败。他热衷功名,却装做抱道自重。在广东中举之后,到京会试落榜,自觉无颜回粤。正值中日甲午海战,就乘机“博个虚名”,发起“公车上书”,不过是老生常谈,只有些“好名之徒”附会签名。他热心富贵,自以为条陈已上,必被重用,岂料朝廷不予理会,只得南返。路经上海,结识妓女花小宝,欠下花酒帐,用金蝉脱壳计逃妓债,被妓家识破,当众出丑。回到广东万木草堂,专干马骗勾当。后因《新学伪经考》剽窃事发,被御吏参劾,由粤督查办,康有为费尽人事,才以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了结。作者又借御史朱一新与康有为辩难,驳斥此书。
康有为在失意之时,又致书孙中山,想投靠革命党,因孙中山识破他 “宗旨无守”,不予信任,于是他挟私报复,转而恶毒攻击革命党和孙中山。他参加会试中了进土,就结交朝中权要,与外交要员张荫桓大谈西法,看过几部翻译的新书,就想当政治家。后由大臣保荐,奏准光绪帝,康有为终于当了总理衙门章京。在戊戌政变中,康有为纵横捭阖,欺骗拉拢京官,排除异己,又煽动宫闱,借光绪帝除掉西太后。他又蒙蔽谭嗣同,有意隐藏光绪帝“密诏”,假传圣旨,使谭嗣同上当。政变失败,他陷亲弟同党于死地,只顾自己逃命。因他曾与孙中山通信假称革命,孙中山派日本人救他,得以逃进日本领事馆,后被当作货物由轮船运往日本。政变参与者都大骂康有为“没心肝”。
康有为愚弄光绪帝,陷同党于死罪,自己却在日本寻欢作乐。日本政界要人犬养毅设宴款待他,他在席间调戏侍女,引起众怒;又因在日本招摇撞骗,有关光绪帝 “密诏”的谎言被识破,于是日本警方将其驱逐出境。
这部小说是保皇立宪派与革命派大论战的产物。1905年下半年以后,随着同盟会的成立,以 《民报》 为喉舌的革命派与 《新民丛报》 为阵地的改良派之间的论战进入高潮。1906年清廷上谕“预备立宪”,由康有为支持、梁启超发起组织“帝国宪政会”,1907年又在东京组织“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活动相当猖獗,与革命派展开激烈论战,产生了拥护“立宪”运动的小说和反对立宪、揭穿立宪骗局的小说。当时的日本,正是保皇派与革命派论战的主战场。因此,1908年《大马扁》在日本出版并不是偶然的,是直接为打击保皇立宪服务的。针对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著书、写文章、大肆宣传保皇立宪,以至海外华侨“耗财破家有所不恤”,资助康梁的活动(见书前吾庐主人梭功氏序),黄小配就攻击康、梁是“招摇海外”的“棍骗”; 小说集中叙描康有为这个“伪圣人”出国前的历史,如贪图功名、不学无术、剽窃他人著作、私生活糜烂、戊戌变法中的欺骗手段和投机行为等等,作了尽情的暴露。书中主要人物都是真名实姓,借此反击康、梁的保皇宣传,正如开卷一首七律中所说的:
保国保皇原是假,
为贤为圣总相欺。
未谙货殖称商祖,
也学耶稣无教师。
作者所塑造的康有为这一形象,当然并不是完全真实的,甚至把其他人的一切丑事都集中到康有为身上,但能写得和谐统一,在生动的描摹中充满机趣。作者称康有为百无一能,平生只有三件本领,这就是“酒”、“色”、“谎”。挟妓酗酒,在 “花酒” 中流连,一生从无餍足。在作者笔下,康有为性格的基本特征是一个“谎”字:虚伪狡诈,自欺欺人,招摇撞骗,投机钻营,贪财好利,以“谎”字起家,也以 “谎”字败露,所以是一个最大的 “马骗”、“棍骗”,十足的无赖、恶徒。写他善于伪装,明明是一肚子男盗女娼,却能 “勉强忍耐,自己反装起道学来”,所以是“外道学内小人”; 明明不学无术,却要言必称“公羊学”,以此博得朝中大员的赏识。他在外面装作“抱道自重”,私下却说:“人生求名博利,第一是讲文学,第二是讲口舌”,所以他巴结富商,争当局董诈取不义之财,供他寻花问柳时挥霍。总之,作者极力把康有为塑造成“外作圣贤,内实荡子” 的可鄙形象。
作者除了在生活方面、道德品质方面的叙描康有为的 “马骗”术,更在政治方面暴露他的“棍骗”伎俩。全书着重从“公车上书”、与孙中山交往以及戊戌政变等事件加以表现。出于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主张的需要,作者对这些政治事件以及康有为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一概予以否定。如写 “公车上书”,是 “因会试已经落第,自觉没有面目回去,尽要博个虚名才好”。于是“驾起个大题目,自然有些好名之徒随附会”。这些条陈都是 “套话”,朝廷也“只当一个混账东西说疯话”。康有为投靠清廷无望,就“改变宗旨”投机革命,与孙中山通信,而孙中山识破他“宗旨无定,妄自尊大”,使他恼羞成怒,挟私报复,攻击革命党。至于写他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更是全盘否定的。如说他欺瞒同党,煽动宫闱,伪造“密诏”,愚弄光绪帝,使谭嗣同等人蒙在鼓里。甚至写他梦想当皇帝,“如大势可图,即登其大位; 如不可为,就奉回光绪帝”等等。最后作者让 “戊戌六君子”痛骂康有为,骂他是 “无心肝,没头脑的混账东西”。
当然,《大马扁》中的康有为形象,与历史事实是有相当距离的。第四回叙康有为会试落第,回乡时路经上海嫖妓欠债,就想逃回广东,被妓院侦知,追寻到轮船上,他跳进舢板躲藏,在烈日下曝晒数小时等情节,实即作者《宦海潮》中张任磐“逃妓债”故事。又如写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剽窃他人著作,则是李伯元的小说《文明小史》(1906)中梁启超之事。革命党人杨世骥评论这部小说时说:“此书就世仲政治立场而言,自然是一部锋锐的宣传作品;但就尊严的文学观点看来,其态度实在是不足为法的。”(《文苑谈往·黄世仲》)杨氏正是从真实性这个角度加以评论的。
作者为了揭穿康有为在海外的 “君主立宪”宣传的骗局,就致力于塑其“马骗”形象,文字跳脱,犀利浩荡,体现了作者的风格。如写康有为在上海宴席上千方百计巴结五品御史余成各,以及流连花酒情形:
宾客满座……那时康有为又注意在余成各,那余成各亦知其意,故意与别的朋友谈天,不愿康有为搀入来说。康有为没奈何,就在座上对别人发起议论: 一说中国积弱的原因,二说中国政体的腐败,三说欧美今如何强盛,四说时局要如何变通。不管合与不合,又不管别人听与不听,惟滔滔不绝,志在把些政治言论打动余成各来听,奈余成各视他如肺肝,任他说得天花乱坠,总如充耳不闻。康有为几乎舌敝唇焦,连喉也涸了,余成各总是不理。……各人反觉康有为实在讨厌,更忖道: 他只欲结识一个五品御史,就费如此苦心,可知从前说要做圣贤, 统通是假了。 ……不多时, 各妓俱到, 连康有为所暱的花小宝也来了……各妓有向他请道尊姓的,那康有为道:“我离家便是太原公子,归家便是南海圣人,我自姓康,你不听得康南海姓字么?”时妓中名花凤林的笑道:“你是康南海吗?广东还有个李北海你识得他没有?”有为道:“我哪里识得他! 他只是个强盗!”凤林又道:“方今强盗还多哩! 但老爷说是南海姓康的,又说太原公子,那太原便是姓王了。”康有为方欲再言,那花小宝又插口道:“古称东海有圣人,今南海亦有圣人么?”花凤林道:“南海还有洪圣大王呢!”那两妓几句诙谐话,弄得康有为无言可答。花小宝徐徐又道: “你若要做圣人,就不该自称……”
这里只是宴席上的一个片断,却活画了这个无赖的丑恶嘴脸。
清末正酝酿着传统性小说向现代型小说的转变,不少小说开始部分融入西方小说的技法。《大马扁》虽然基本上是传统型的,但也有现代型小说的因素,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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