颓城百战后,荒宅四邻通。将军树已折,步兵途转穷。吹台有山鸟,歌庭聒野虫。草深斜径没,水尽曲池空。林中满明月,是处来春风。唯余一废井,尚夹两株桐。
此诗作者元行恭是北齐大臣元文遥之子,在北齐时为中书舍人,待诏文林馆。齐亡,西入关,仕于北周,稍迁司勋下大夫。入隋,为尚书郎,坐事徙瓜州卒。其简传附见于《北齐书》。文遥,河南洛阳人。早年微贱时,自洛阳移家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讨杨坚,兵败,杨坚焚毁邺城(时为相州魏郡的治所),千年名都,化为废墟。此诗的作年,当是在邺城被焚以后,或即作于作者以待罪之身迁谪瓜州、途经邺城时。诗写兵乱后故宅的残破荒凉,虽是一家一户的变化,但在战争频仍的北朝时期却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从中不难看出战争对社会带来的严重破坏。
诗中所写,时间从入夜之前至明月升起之后;空间由远而近,自外而内,从大门外一直写到后花园。
一二句从“颓城”的背景上推出“荒宅”。首句作全景,展示全城的颓败,次句镜头推近,映出荒圮的故宅。“百战后”揭出城颓的原因,同时也暗示出宅荒的所以然。北朝自北魏分裂成东西魏之后,征战频繁,攻城略地,生灵涂炭。邺城经战火,劫后余灰自然更加触目惊心。故一开篇,诗人即感慨系之,长声唱叹,以富于历史纵深感的“百战后”说城颓,并由此过渡到对荒宅的描写。“荒”,这是诗人见到故宅的第一个印象;“四邻通”写墙倒门坏,是诗人所见的第一眼,是“荒”的一个具体表征。
三四句写故宅门外景象:门口的大树已经折断,通向大门的道路已经壅塞。但并不直说,而是借冯异与阮籍的典故说出。后汉冯异,每当诸将争论功劳时,态度谦让,独倚大树下,军中号“大树将军”。事见《后汉书》。后来庾信在《哀江南赋序》中说:“将军一去,大树飘零。”这样看来,“将军树已折”句,不只写树折,亦且隐喻人去。曹魏后期诗人阮籍,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世说新语》注引《魏氏春秋》:“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诗中所谓·“步兵途转穷”,则是指向故宅走去,先还有路可走,后来就走不通了。这两句写故宅门外的荒凉,由于借用典故,不仅丰富了诗歌形象,发人想象,而且形成巧妙的对仗,感情反复回荡,使叹息之意与伤悼之情显得愈益凝重深广了。
五六句写宅中见闻。宅中厅堂房屋虽多,一概略去不写,只写其中的“吹台”与“歌庭”。想来这两处连着诗人美好的记忆,因而最为他所关心,其间的变化也最容易触动他的感情之故吧?“吹台”,歌吹用的楼台,当年“歌管楼台声细细”之处,如今却成了山鸟活跃的场所;“歌庭”,演出歌舞的庭院,旧时轻歌曼舞之地,眼下竟变为野虫聒噪的地方。诗中不说吹台与歌庭如何颓败,而其颓败之严重程度,已都包含在“有山鸟”、“聒野虫”的景象之中。吹台、歌庭如此,整个住宅的荒凉也就不言而喻了。
七八句,诗人已穿过住宅,进入后园。后园中,昔日曲折幽深的小径与碧水漾漾的池塘,尚清晰地留在诗人的记忆之中。此刻见到的却是小径被茂草所淹没,池塘也已经干涸。由此不难想见整个后园的变化,定是荒凉已极、不堪言状了。
最后四句仍写园中景象。其时已经入夜,抬起头来,见到林木上洒满明月的清光,可人的春风正从四面吹来。这明月,这春风,诗人是熟悉的,他还熟悉月下风前后园中幽美的景色,便情不自禁地重又将目光转向园中。留在他记忆里的花草木石已荡然无存,映入他眼帘的,只是一口当年灌园用的废井,以及井台两旁的两株梧桐树。“唯余”、“尚夹”,以有写无,愈见后园之空旷荒凉与诗人心头的寂寞怅惘。从后六句可知,园中的布局是:一条小径通向曲池,经过池塘前行是一处井台,台边长着梧桐,远处是一片树林。原来还有各种花草木石匀称地点缀于其间。
全诗以“荒”字为根,门前、庭中、后园,无一不荒。树折、途穷、有鸟、有虫,径没、池空,废井、双桐,一个又一个颓败荒凉的意象汇成一幅荒宅的长轴。以暗中对比写出故宅的变化,是此诗的基本写法。诗中所写,无一不是在昔盛今衰的比较中变化至巨的事物。在用字上,“已”、“转”、“唯余”、“尚夹”等词语,也都无一不关合今昔两面。从结构上看,九十两句所写的明月清风,是诗中写到的唯一不变的自然现象,是冷色的阴暗的荒宅画面上的一处亮点,但行文上的这一正转,其作用在于反跌出废井台的描写,是以不变加强对变的反衬。在春风吹拂之中、明月清晰映照之下的废井与井旁的梧桐,似在凭吊这繁华消歇的后园以至整个故宅,将诗人的无限感慨之情表现得更为深沉也更富于情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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