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后行经吴御亭·庾肩吾》原文|赏析

御亭一回望，风尘千里昏。青袍异春草，白马即吴门。獯戎鲠伊洛，杂种乱轘辕。辇道同关塞，王城似太原。休明鼎尚重，秉礼国犹存。殷牖爻虽赜，尧城吏转尊。泣血悲东走，横戈念北奔。方凭七庙略，誓雪五陵冤。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谁论？

庾肩吾在侯景之乱平息前就去世了，诗题中的“乱”，是指侯景叛军于梁武帝太清三年(549)三月攻陷建康、囚武帝，并“破掠吴中，多自调发，逼掠女子，毒虐百姓”(《梁书》)之事。肩吾时为太子萧纲东宫官，该年六月侯景立萧纲为帝后，又任度支尚书，直到次年七月才因奉使外出，乘间逃脱了侯景的控制。本诗题为“乱后”，应作于这一期间。御亭，三国吴大帝孙权所建，在晋陵(今江苏常州)。肩吾何以能够以朝官身份到此，今已不可查考。本诗反映了诗人对侯景叛军肆害江南的愤恨和对于恢复旧业的思考，颇具历史价值。

“御亭一回望，风尘千里昏。”诗人途经御亭，行色匆匆之间，蓦然想到当年孙仲谋虎据江东，与一世奸雄曹操相抗衡，那英姿雄威，何等的令人神往。再看如今，长江天堑已被侯景叛军逾越，金陵王气已被膻腥气味污染，这回头一望建康，又怎能不满目苍凉？眼前便是一片平畴，又怎能不幻作狂风大作、尘埃弥天？诗一开首，诗人大笔一扫，便腾起千里风尘、万重阴霾、无限昏暗，一派不堪回首的悲惨气氛，顿然笼罩住了全诗。其笔力之强、真令人难以相信作者原来是位惯作宫体诗的风流文士。“青袍异春草，白马即吴门。”自此以下六句，诗人在风尘滚涌的背景下展开了自己的痛苦回忆。《梁书》上称侯景“披青袍”、“乘白马”，这青袍可不像碧绿春草那么可爱、那么生机盎然，它那惨冷的色调只预示着杀气的骤降，那白马也不是什么吉祥之物，它后面正跟着无数血盆大口的虎狼呢！吴门原是吴(今江苏苏州)的别称，这里实指江南吴地，这可是富庶之地、文物之乡哪！“獯戎鲠伊洛，杂种乱轘辕”，可恨那些北来的胡兵，他们便像古时的獯鬻(匈奴)，他们都是种族杂乱的禽兽；就像戎人闯进古都洛阳边上的伊、洛二水、占据轘辕险关一样，这帮胡贼也为害作乱于建康京畿，锦绣山河，痛遭蹂躏！“辇道同关塞，王城似太原。”建康，它便如东周的王城一般，是华夏文明的象征，如今却成了“薄伐狁(匈奴)，至于太原”(《诗》)中的太原——成了胡人的聚居地，一片番笛羌管，令人不堪卒听！那辇道，原是皇家巡幸的专用之路，如今也像边关一般，茫茫地只见到胡兵在蠕动。总而言之、慨乎言之，煌煌京师帝里，泱泱衣冠之邦，一朝成了犬羊盘踞之地，怎能不令诗人气结难言！至此，首句的惨淡气氛，已发展到令人窒息、令人绝望的地步。但国家就此完结、种族就此沦丧了吗？不然——

“休明鼎尚重，秉礼国犹存。”想到梁的国祚还未中斩，朝廷的礼乐还有人主持，诗人的心绪，慢慢摆脱了痛苦回忆，盘算起现实的希望来了。当然，“殷牖爻虽赜，尧城吏转尊”，梁武帝还被软禁着，他圣上徒有千般神算，却不免要受鼠辈欺凌。但是，“泣血悲东走，横戈念北奔”，当今西方有皇上诸子湘东王萧绎、邵陵王萧纶，南方有萧纲之子临成公萧大连，或雄踞上游，或拥兵吴会。京师的沦陷，想他们必定或悲泣至于双目流血，便欲东下驱除狂虏；或激愤至于横戈跃马，即将北上讨贼勤王！如是这样，拯民于水火，救主于危困，还是大有指望的。诗人心头一乐观，“方凭七庙略，誓雪五陵冤”二句，脱口而出。方，将要。诗人似乎已经看见了，那勤王大军正在誓师，要凭着祖宗的威灵，一举荡平贼氛、湔洗皇陵上的犬羊气息，中兴我大梁国运、重振我大梁国威——光明前景，倾刻间已在眼前；然而，它会变成现实吗？不然——

“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谁论？”经历了悲观与乐观的心理过程，诗人在诗的最后二句中，又陷入了深沉的思考：如今的“人事”，是外有志在复兴的强藩，内有盼为内应的孤臣，如诗人自己，似乎有盼头；但如今的天意如何，那可是谁也说不准、也不知道找谁去说的。幻想只能沉醉一时，终究还要回到现实：北寇的凶悍强暴、南人的孱弱无力，诗人近日业已目睹；武帝末年的政治荒唐、诸王之间的明争暗斗，诗人更是早已了然。上面几句强声壮语，固是不可不说的，为人臣者这么说，也算是尽了“人事”。然而大梁的气数，终究不是几句大话能挽回的吧？诗人不敢再说下去，只能把这一切归之于渺茫难求的“天道”。他的心思，才钻出战乱的风尘弥漫，又被前程的茫茫迷雾给吞没了……

这首诗写得一波三折，将一个国家破碎之际的诗人的心理表现得迂回曲折、淋漓尽致。他有理想的一面，即痛恨叛军的暴虐，切盼国运的中兴；又有现实的一面，即暗觉敌盛我衰，中兴实在难期。痛恨是喷吐而出，切盼是大声疾呼，而现实则是不忍言而不能不言，不能不言却又不忍显言。这恐怕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大概也是一时人们的共同心事吧？因此，本诗虽属政治抒情诗，却具有史诗的特质——它反映了一个剧变的时代！

肩吾是宫体名家，本诗通篇对仗，处处用典，观其对仗时的字斟句酌，如不用“羑里”之“羑”而偏用其通假字“牖”，使其字面含义(窗)与“尧城”之“城”得以相对：这种良工苦心和小巧技艺，宛然还是宫体的遗风。但是，由于诗中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与现实内容，又有诗人既激愤、又沉郁的感情起伏，因而读来但觉词意慷慨、格调苍凉，全无纤弱之感；在此，宫体的技巧不是消失了，而是随着诗意诘曲，既巧妙地为诗意服务，又不显扬自己的地位。由此看来，“宫体”这一名称，决不是什么恶谥，即本诗来看，若无这些漂亮的对仗、整饬的句式，而徒有狂呼乱喊，那还成得了诗吗？读书士子处承平之世，则下笔但见技法，内容不免贫乏，但决不能以此非议技法本身，老杜当天宝盛世，也曾献《三大礼赋》，人又安能非议其“读书破万卷”？一旦风云有变，则其笔下自有充实内容，老杜是如此，肩吾乃郎庾信亦是如此。肩吾去世惜早，不然，谁又能保证像本诗这样的内容、形式皆称上乘的作品，于他只是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