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运虽鳞次,理化各有准。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紧。爽籁警幽律,哀壑叩虚牝。岁寒无早秀,浮荣甘夙殒。何以标贞脆,薄言寄松菌。哲匠感萧晨,肃此尘外轸。广筵散泛爱,逸爵纡胜引。伊余乐好仁,惑祛吝亦泯。猥首阿衡朝,将贻匈奴哂。
这是殷仲文向其妻弟、东晋的窃国大盗桓玄(即题中的“桓公”)表述忠诚的一首诗。晋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举兵攻占建康,控制朝廷大权,不久以太尉出镇姑孰(今安徽当涂),遥执朝柄,直到次年冬天才返回建康篡夺帝位。殷仲文在桓玄攻克建康后投奔了他,以后又追随他在姑孰度过了两个秋天,极受重用。从诗的末二句看,本诗当作于仲文在姑孰的第二个秋天,即元兴二年。南州,即姑孰。九井,山名,在姑孰,因为山上有九口井而得名。这首诗共二十句,大约可以分成五节,每节四句。第一节是对清秋的赞美,谓四时的运行像鱼鳞一样秩序井然,自然界万物的生长变化各有各的准则,而秋天在四季中更具特色,它能使人兴高采烈尽情欢愉。此时仲文正出入桓玄帏幄、掌握机密,在得意人的眼中,秋天自然是登山则金风送爽、优游则天高云净的好时光了。
第二节写山中秋景,谓秋天的九井山景色事物,虽有明朗清远的一面,却也有凄寒紧迫的一面。那疾风在山中吹出高低不平的怪声,激起幽深山谷的种种哀曲。爽籁是指参差不一的风激物之声,幽律指幽谷里的合于音律之声,哀壑指山壑中的哀声,虚牝则指凹陷的溪谷。这四句都归结到了“凄紧”,从而引出下文的“岁寒”。
第三节由物及人,以自然景物比喻社会人事。“岁寒无早秀,浮荣甘夙殒”,意谓在这深秋岁寒之时非但看不见早结果实的草木,而且那些枝头的轻浮花朵也受不了了,自愿及早凋落。“何以标贞脆,薄言寄松菌。”“薄言”,助辞,无义。“菌”,指朝菌,是一种朝生暮死的植物。在这严寒里,什么是贞节的象征?自然是那不凋的青松;什么是脆弱的标志?当然也只能是那短命的朝菌。这四句,句句不离秋天,但在政治的秋天中,东晋皇室不已经是浮荣一般即将殒落、寿命与朝菌相去无几了吗?至于仲文笔下那劲松挺立,除了势力正值日到中天、行将登上帝位的桓玄,又有谁能当得起这个形象?有了这层含义,下面一节转入对桓玄的歌功颂德,也就不显得突兀了。所以说,这一节是承上启下,仲文终于要自己撩开“写景”的面纱,露出腆颜吹捧的真面目了。
第四节,进入歌功颂德的正文。“哲匠”,明智而又才艺出众的人,指桓玄。“萧晨”,秋天的早晨。“肃”,对待事物谨慎恭敬的态度。“轸”,车辆。“尘外轸”,意谓超尘脱俗的行为。殷仲文把桓玄移师姑孰的举动,美化为不与世俗争权夺利的清高行为,这是对事实的歪曲。“广筵”,指盛宴。“逸爵”,即举杯敬酒。“纡”,屈驾。“胜引”,嘉宾。这两句进一步铺写桓玄大摆筵宴,欢迎屈驾光临的贤士,广泛散播仁爱。不言而喻,仲文也在这宴席之间,他终于说到自己了。
在最后一节里,仲文表示了对桓玄的钦慕之情,以及貌似自谦的自鸣得意。“伊”,发语辞。他说自己对那位爱好仁义之人是非常敬重的,和他在一起,什么疑惑都能祛除,见到了他,一切鄙吝之情都泯灭不复存了。东汉周举曾说自己如果一个月不见当时的贤士黄宪,“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在仲文笔下,窃国大盗居然也有先贤的德性了!“猥”,自谦之词。猥首,意谓辱没他人而自己排列在班首。“阿衡”,本是商代贤臣伊尹的官名,后引伸为主持国政者的美称,这里指桓玄。元兴二年(403)九月,晋帝册命桓玄为相国,总理国政,封为楚王,故云。当时殷仲文任桓玄的侍中,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因此他以忝列楚王小朝廷班首自谦。末句用《汉书》典,车千秋并无才能术学,只是因为替汉武帝之子卫太子辨冤而得到赏识,在旬月内取宰相之位,匈奴单于听到后,笑话“汉置丞相,非用贤也。”殷仲文用这一典故,表示自己才能浅薄而受到桓玄重用,恐为他人取笑。哂,嘲笑。此时殷仲文对桓玄,的确尽心尽力。他劝桓玄早日逼晋帝禅位,私下为桓玄写了九锡文与册命,确是桓玄篡晋的得力助手。所以末二句在谦退的表面意思下,实还有自得之情隐藏着。
此诗是无耻拍马之作,内容上并无可取。但它在东晋末年诗风演变的过程中,却是一首得风气之先的作品,因此在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孤立地看本诗,或许会感到它除了第二节辞藻尚称华丽(但也有些晦涩)之外,其余各节语言质朴平淡,中间又有理语,谈不上高妙。但若联系当时的文风对它考察,便不难发现它异于时尚的特点。
东晋是玄言诗充斥的时代,而钟嵘说殷仲文的诗在当时“为华绮之冠”(《诗品》),显然把他与玄言诗人区别了开来。仲文今存诗仅二首,我们自不能窥其“华绮”的全豹。然与当时玄言诗人“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文心雕龙》)大相异趣,的确显现了一种与玄言诗不同的精神面貌。刘勰说:“殷仲文之孤兴,谢叔源(谢混)之闲情,并解散辞体,缥渺浮音,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文心雕龙》)所谓“孤兴”,即指本诗,因诗中有“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之句,故称。刘勰认为殷仲文、谢混的作品对清谈玄理的文体起了瓦解作用,这是对殷仲文作品的积极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沈约也指出:“仲文始革孙(绰)、许(询)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宋书》)他从时间上强调了殷仲文改革玄言诗的开拓作用,从而更突出了他的先驱地位。当然,沈约、刘勰、钟嵘都忽略了陶渊明,陶渊明在元兴二年之前已写出了好几首迥异于玄言诗的田园佳作。但是殷仲文在当时地位高,作品易受注意,因而对时人的影响也当较陶公为大。因此,这几位评论家对殷仲文诗作的地位的评价,基本上还是客观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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