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颜延之

江汉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沦洞庭，七泽蔼荆牧。经途延旧轨，登闉访川陆。水国周地险，河山信重复。却倚云梦林，前瞻京台囿。清氛霁岳阳，曾晖薄澜澳。悽矣自远风，伤哉千里目。万古陈往还，百代劳起伏。存没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请从上世人，归来艺桑竹。

此诗作于元嘉三年(426)，诗题中“始安郡”即今广西桂林，延之曾在此任太守，“都”指当时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张湘州”即湘州刺史张劭，“巴陵城楼”即今之岳阳楼。先是，永初三年(422)，延之受权臣徐羡之排斥，出为始安太守，道经汨潭，与张劭有过一段交往，并作《祭屈原文》、《祭虞帝文》，借凭吊古代圣贤，以抒发自己遭受忌疑而被放外任的悲愤情怀。两年后(元嘉元年，424)，文帝刘义隆即位，至本年，文帝诛徐羡之等，征颜延之为中书侍郎。延之在返京途中，又与张湘州相会，和他共登岳阳楼，并写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咏岳阳楼的诗。

“江汉”四句写岳阳楼的地理位置和它磅礴的气势。《左传》载楚昭王语曰：“江、汉、睢、漳，楚之望也。”奠即定。南服，即南方。长江、汉水交织分流于故楚之地，衡山、巫山屹立在南方。这两句以“登高怀远”的手法，显示出岳阳楼辽阔的背景，以远方著名的山水遥遥烘托出它地当冲要。三湘，原指江、湘、沅，这儿指洞庭湖南北、湘江流域一带。牧，指郊外。沅湘之水波翻浪叠，汇入洞庭湖；云梦七泽，滋润着荆州郊野。这里，作者的笔触已经收缩到洞庭区域，以沅、湘、云梦、荆州逐步突出岳阳楼的具体位置。四句写景，却有三句写水，渲染出“水国周地险”的特点。后世登岳阳楼之作，如杜甫“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都以善于描摹水势著称，这未必不是受了本诗的启发。

“经途”八句，始进入城楼具体环境的描写。诗人途经岳阳，有幸与老友张劭登上曲城，访览山水名胜。城楼四周均为绿水环绕，地势高峻，举目望去，山重水复。远处有云梦故地的茂林为之倚靠，近处有高台囿圃引人注目。适逢雨过天晴，整个岳阳弥满着清新幽馨之气；层层的太阳光辉，照得湖面浮光跃金，煞是可爱。诗人写岳阳楼，基本上没有写楼本身的建构、形状，而着重于登楼后的所见，共三个层次，第一层是遥远的大背景：江、汉、衡、巫，这与其说所见，倒不如理解为所思；第二层是基本可感的中背景：三湘、洞庭、七泽、荆牧，既有所见又有所思；第三层是可见的小背景，如弯曲重叠的城门，别致的园囿。这三层的写景由大到小，层层缩小，愈益明朗突出，颇得步步逼进之妙。至于“清氛”两句，则巳从所见写到所感，为下文直接抒发感情做了充分的铺垫，正所谓写到最佳处，引出悲苦情。

“凄矣”八句集中写所感。开头两句变换了基调，远风吹来，仿佛勾起了凄凉之意；目极千里，不由得悲慨万端。悲从何来呢？接下二句写乐极生悲的原因：“万古陈往还，百代劳起伏”！由遥远的空间联想到悠久的时间，由自然联想到历史，由山水联想到人物，诗人思想升华了，景物的内涵也深化了！这岳阳楼，是眼前纵目远眺的立足点，又何尝不是历史变迁发展的观察点？人类自从产生以来，就经历着各种曲折波涛，在往还起伏中挣扎、抗争、前进；平静而多变的自然景色不仅是它的见证，而且它本身也经历了这种不可抗拒的磨难。接着，作者由生命本体的哲理思考推演出人生的抉择：“存没竟何人？炯介在明淑。”清人闻人倓以为，“言万古百代，存者没者，宁可数计，至竟何人为可法耶！翘企耿光，惟在明淑之士而已。”(《古诗笺》)延之为人狂放，敢于肆意直言，每犯权要，可见“炯介”之节、“明淑”之性，亦是其平生所持。所以这二句看是企慕古人，其实是“夫子自道”。最后两句承上，道出了诗人的人生志向：“请从上世人，归来艺桑竹”，王充《论衡》云：“上世之人，质朴易化”。作者宁愿归隐山林，亲植桑竹，过那种质朴自然的生活。这与“桃花源”的古朴生活“桑竹垂余阴，菽稷随时艺”(陶渊明《桃花源诗》)，可谓如出一辙。虽然陶渊明果断地进入了这种生活，而在颜延之仅仅是一种构想，是在浑朴的自然景象下的一时感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两句诗里毕竟包含着延之对陶潜生活道路的一种认同。史载他与陶渊明情款谊笃，延之出任始安太守时，曾“道经浔阳，与陶潜留连酣饮”(《宋书》)，渊明在席间曾劝告他“独正者危，至方则碍”，而要保持这种“方”、“正”，就必须“卷舒”隐居。这给延之以很深的影响。元嘉四年(427)陶渊明去世后，延之为撰诔文，还特别提到了谈这段话时的情景。因此，“归来艺桑竹”的“渴望”，虽然最终未实现，但又是十分真诚的。

本诗之所以有此高古雄浑的境界，亦是由于延之胸中有这一点“真诚”在。

这首诗结构严谨，由远景至近景，由景入情，层次非常明晰。全诗气势开阔，寄托遥深，既可见诗人笔力的雄劲，又可见其胸次的高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