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这首乐府古辞,属《相和歌辞》。全诗通过官吏敲榨良民,使无辜百姓倾家荡产的描写,控诉了贪官暴吏的恶行,反映了汉代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现实。
诗的开头三句点明劫人之事和被劫地点,既是写景,也是叙事,成功地渲染了“义公”被劫的环境和氛围。“平陵”,是汉昭帝之墓,在长安西北七十里。“松柏桐”,指墓地,古代坟地上常种松、柏、梧桐,故称。“义公”,即“好人”之意。帝墓庄严肃穆,一何威严,松柏梧桐参天,阴气逼人。在这样的地方,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绑架丑闻:“不知何人劫义公”。一个“劫”字,意味深长:行劫于松楸郊野偏僻之地,历来是强盗行径,不意森森皇陵之下,竟亦有此举动!个中暗示,不言自明。至于“不知何人劫义公”,实为知而不言,明知故问罢了。设此反语,实是作者借以抒愤懑,以示嘲笑、轻蔑与讽刺的手段,同时又为下文起了催产作用。
“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三句,笔锋凌厉,情绪激愤,直陈劫之目的,揭示劫者“何人”,与前句钩连呼应。“高堂”,指官府衙门。“走马”,善跑的好马。这里,诗人并未直言劫者为谁,却巧借“高堂”二字,点明劫往地点,毫不含糊地揭露了劫持“义公”的罪魁祸首就是官府。这些高冠华盖的官吏,在偏僻无人处干着见不得人的绑架勾当,已令人憎恶,现在又大模大样地把“猎物”带到堂堂官府,公开勒索“交钱百万两走马”,其无法无天之状,连强盗也难为之,更令人发指!然则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现实的黑暗,皆在此客观描述中,得到了深刻的揭露。
“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三句,从“义公”方面落笔,写他无力赎身之悲。“恻”,痛心。一般百姓哪里负担得起“钱百万两走马”的苛刻敲榨呢?“亦诚难”,是“义公”之难,更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了。因而,看见追逼正急的差吏时,心中怎能不万分悲切呢?“恻”字悲沁骨髓,“追”字也下得贴切,官吏逼迫之凶、勒索之急,于中尽可体味。
末三句承上而来,写出了事件的结局:“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漉”,血渗出而流尽之意。泪尽而继之以血,足见“义公”之悲怆难抑。然而,如狼似虎的官府哪管百姓死活!结果只能忍痛叫家人卖了小黄牛凑足赎身的费用。这里,作者并未大肆书写“义公”一家为凑钱赎身而卖田卖地,倾家荡产,仅以一小小黄犊高度概括之,却收到了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试想,连尚未成年的小牛犊都作了赎身之物,则一家人走投无路、困顿惨淡之状,不是显而易见了么?
这首诗和两汉其他乐府民歌一样,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通过“义公”被劫持、被勒索、被逼卖黄犊几个细节,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揭露了一个社会问题:即广大人民的穷困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使然,“义公”一家的遭遇即是一证。窥此一斑,可见全豹,这首诗的典型意义,亦在于此。全诗语言朴素自然,参差错落,灵活生动。结构上,三句一节,各叙一事,而又互相钩连。修辞上,采用了民歌中常用的顶针格手法,每节的第一句,都重复上句的最后三个字,反复吟咏,读来不仅音调流畅,且增强了全诗的抒情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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