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
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
辽辽未央兮,噫!
孟光敬其丈夫,每为具食,总要“举案齐眉”。这个历史佳话,大多的读者都知道。至于她的丈夫,就是这首《五噫歌》的作者梁鸿,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太多了。
梁鸿堪称东汉前期的一位怪人。他受业于太学,“博览无不通”。学成以后,偏偏不求功名,“牧豕于上林苑”,当起了人们所瞧不起的小猪倌,此“怪”之一也;孟光是他同邑之女,长相却教人不敢恭维。史家称她“肥丑而黑”,而且身材粗壮,能“力举石臼”,年至三十还嫁不出去。梁鸿听说了,偏偏就娶了她,此“怪”之二也;旁人都喜欢“衣绮缟,傅粉墨”,孟光也这样做,梁鸿就七天不睬她。一当孟光“更为椎髻,著布衣,操作于前”,梁鸿便喜出望外,大叫“这才真是我梁鸿的婆娘!”后来竟与她一起,隐居到了霸陵山中,此“怪”之三也。
就是这样一位怪人,当其经过京都洛阳时,作了这首带有五个“噫”字的怪诗。诗的内容很简单:第一句说他登上洛阳城东北的北芒山;第二句说他回过头来俯看当时的京城洛阳;第三句说是看到了那么崔嵬(巍峨)的宫室;第四句便慨叹说,修建它们的百姓多“劬劳”呵;最后一句再次长叹,这种劳苦简直没完没了、无有尽时呵。梁鸿就这么唱了五句,又哼了五个“噫”,走了。谁料到汉章帝一听说这首歌,就恨得接不上气,急忙下令访拿梁鸿。害得梁鸿夫妇只好变姓更名,在齐鲁一带躲藏起来。汉章帝为什么这样怕它?
原来,东汉自光武帝刘秀起,就拍着胸脯向天下百姓保证,他们的治国要以“节俭”为先,反对奢侈,反对“轻用民力”。他们多次煞有介事地派出使者,“按行风俗”、“广求民瘼”、“存问孤鳏”,作出“视民如父母”、“平徭简赋”的姿态(见《后汉书》“光武帝纪”、“明帝纪”、“章帝纪”)。但与此同时,他们却“起南宫”,修北殿,营造“明堂”、“灵台”,修建“永安离宫”,以至于“桑宫茧馆”、“复庙重屋”(张衡《东京赋》)、“宫室光明,阙庭神丽”(班固《东都赋》)。正与秦皇、汉武一样,“竞相高于奢丽”。对于这样的骗局,宫廷文人如班固之辈,早就看得很分明了,只是不敢拆穿它。所以,班固的《两都赋》只以夸赞东都崇尚节俭的曲笔,拐弯抹角地讽劝了几句,无关章帝之痛痒。梁鸿这首歌,却令人头痛得很,竟明明白白直揭“帝京”“宫室”之崔嵬、百姓修建之劬劳。这岂不等于说,光武帝、明帝、章帝口诵的“节俭”、“恤民”,都是鬼话?这个在当时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禁区”,章帝们身上最不愿给人发现的“心病”,竟被这首短短的《五噫歌》揭开了。章帝岂能不感到寒心?
“单纯”是《五噫歌》的主要特点,也是它的力量之所在。《五噫歌》所涉及的,是东汉前期政治生活中人人所感觉到了,但又难以说清的课题。而它所抨击的对手,又是一些言行不一、老谋深算的两面性人物。对付这样的社会现象和两面性人物,绕圈子是不行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暗示,也不起作用。最好的办法,恐怕还是单刀直入,用事实说话。《五噫歌》正是如此:全诗未用一句比兴,直叙诗人登上北芒山见到的宫室崔嵬的事实,揭出统治者追求“奢丽”给人民带来“辽辽未央”的“劬劳”。这样单纯的写法,正如鲁迅《秋夜》中所描写的“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的枣树枝,“默默的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有一种教人无法躲避的力量。梁鸿不爱“衣绮缟,傅粉墨”的靡丽,而爱“椎髻”“布衣”的简朴。他的《五噫歌》,也正和他的怪脾气一样,单纯而简朴。
但单纯不等于单调。《五噫歌》简朴、单纯,内涵却很丰实。前三句一句一顿,又紧密相承,是简略的叙述。对所见“帝京”的景物,只用“宫室崔嵬兮”一句勾勒,其余皆为空白。这样的空白,不正可引发读者的丰富联想,在无画处看到那“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的有形之景?后二句结以深沉的慨叹,一无对“民之劬劳”情景的描摹。但读者从那“辽辽未央”的有字之处,不正听到了“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这样一种更为深沉的无声之叹?特别令人惊异的,此歌每句句尾,本已有了感叹词“兮”,诗人偏偏还要加一“噫”字。这在骚体诗中,可谓见所未见之创格。而恰恰是这五个“噫”字,如峰峦之拔起于群山、涛浪之涌腾于众水,将平平的叙唱,化作怫郁直上的啸叹,具有了更加强烈的情感撞击力。令人感到,这短短五句,简直可敌杜牧那洋洋数百余言的《阿房》名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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