鰕䱇游潢潦,不知江海流。 燕雀戏藩柴, 安识鸿鹄游! 世士此诚明,大德固无俦。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观上路人,势利惟是谋。讐高念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汎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
曹植才高八斗,钟嵘称他之于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诗品》),评价是极高的了。不过他自己,却鄙薄“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而志在“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建功立业方面(《与杨德祖书》)。 《鰕䱇篇》正是诗人抒发烈烈壮怀的明志之作,大约写于魏明帝太和二、三年间。
太和二年(228年),诗人曾上书明帝,慷慨陈辞,不愿做“禽息鸟视,终于白首”的“圈牢之养物(家畜)”,而愿“乘危蹑险,骋舟奋骊”,参与讨伐东吴之大业(《求自试表》)。但这一宏愿,既不为明帝所理解,更遭到“朝士”所嗤笑。诗人满怀悲愤之情,故此诗开篇, 即勃发一股怫郁不平之气:“鰕䱇游潢潦,不知江海流。 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鰕为小鱼,䱇为黄鳝, 都是在小水坑(潢)、淤水中(潦)苟延残喘之辈。正如宋玉《对楚王问》所说,它们又岂能与“朝发昆仑之墟,暴鬐(鳍)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大泽)”的大鲲,“比量”翻转江海的气概呢?至于“燕雀”,常嬉戏于篱笆之间,穿掠于房檐之下。亦如当年揭竿而起的陈胜所说,又“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这四句以比兴化用典故,铺排而下,揭出世俗之徒眼界之渺小;并以鲲鱼、鸿鹄自况,抒写翻转江海、遨游天地的壮志。对照鲜明,具有极大的气势。后六句即承此而下,进一步说明:世之有识之士,正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效鲲鱼、鸿鹄之志,以成就无与匹比的大德、大业。正如驾车升登于五岳之巅,再俯看天下之山,简直就如小丘小陵一样。然而,世上之人,大多图谋于势位利禄,汲汲奔波于仕宦之途。使诗人于高岳“俯观”之际,生出无限慨叹。“驾言登五岳”二句,化用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表现其志凌绝顶以远瞻世界的胸怀,给人以壮阔雄伟的气象。
以上两层多用典故和比兴,表现诗人与势利之辈眼界、胸怀之不同。自“讐高念皇家”以下,便转入对诗人志向内涵的直接披露。“讐高念皇家”句,宋刊本《曹子建文集》作“高念翼皇家”,正与下句“远怀柔九州”相俪成文。诗人大声宣布:我的崇高意愿,就是要辅翼“皇家”之社稷;深远的思虑,更在于安定天下九州。在《求自试表》中,诗人曾深切感慨于“顾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而为之“寝不安席,食不遑味”。急切希望明帝“下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即使“身分蜀境,悬首吴阙”,亦在所不顾。正可与此二句相互发明。诗人“捐躯济难”之情切,已到了难以阻遏的地步。他仰天抚剑,剑身便发出雷霆之声;纵横挥刺,剑光中便浮腾勇猛之气。《庄子·说剑篇》曰:“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诗中运用此典,将诗人杀敌报国之雄心,化为“抚剑而(如)雷音,猛气纵横浮”的豪迈动作。一位烈烈多气的壮士形象,便以英挺之姿从诗中腾跃而出!可叹的是,诗人纵然心比天高,却身世飘零,无所展其怀抱。这些年只能在浚仪(今河南开封北)、雍丘(今河南杞县)间往返流徙。而那些混迹朝廷的凡庸之辈,却还在为势利“嗷嗷”相争。想到这一切,诗人胸中便塞满了忧愤。终于在诗之结尾,发出一声慨然长啸:“汎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这是慷慨高歌中突发的变徵之音,与诗之开篇的勃郁之气遥相呼应,表达了诗人不遇知音、壮志难酬的多少愤懑和悲怆。
《鰕䱇篇》本为诗人拟乐府《长歌行》之作。 从古诗“长歌正激烈”可知,它的曲调该是激烈悲壮、动人心魄的。本诗的风格,正与此调相合。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较多运用比兴,而这类比兴,又是化用历史典故。 这便产生了既蕴藉深沉、又生动形象的双重效果。 诸如鰕䱇、燕雀之喻,登岳、抚剑之说,本出于宋玉《对楚王问》、《史记·陈涉世家》、孔子登泰山之语和《庄子·说剑篇》。这些典故,在先贤那里,原就是作为比方出现的;其间,已融注了他们的许多壮怀和豪情。诗人运用这些典故,借昔贤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便使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感奋交融起来,造出了一种千古同慨的悲壮之境。读者于其中听到的,就不仅仅是曹植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数百年、乃至数千年来无数“壮士”的共同呼喊了。这就是本诗抒情艺术之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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