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生荒野外,捎云耸百寻。
无人赏高节,徒自抱贞心。
耻染湘妃泪,羞入上宫琴。
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
六朝时期,矜尚数典隶事的风气盛行,“指物呈形”的咏物诗应运而生。梁中叶后,咏物诗在萧纲的倡导下迅速发展。梁代诗人刘孝先以百寻之竹为题咏对象,借物言志,寄托遥深,咏物而不滞于物,算得上咏物诗中的上乘之作。
诗歌开篇即以简省的语言画出野竹的雄姿。它长达百寻(古八尺为一寻),又高又直,昂然挺立,上拂云霄,真是雄健刚劲,卓然不凡。然而它却不蒙人青睐,“无人赏高节,徒自抱贞心”。为何这气概凌云的竹子却遭此冷遇呢?其因盖在它生于荒郊野外,而非皇家苑囿、贵人庭院。三四两句承上作一逆转,而首句实已为之牵引脉络。竹为多年生植物,茎杆有节,节间中空。曰“节”、曰“心”,均紧紧扣住了竹子的自然属性,只能是咏竹,不能移之于其他草木。而冠以“高”、“贞”二字,则又突出其高洁清雅、耿介不随的品性,使人自然联想起高尚之士的气节、操守。“徒自”一语,既传达出未遇于时的叹惋之情,更表白了坚贞自守的高洁情怀,语少意足,有无穷意味。是否没有办法自拔于逆境呢?办法自然是有的,只是不屑为之罢了。“耻染湘妃泪,羞入上宫琴。”五六句又是一个逆转。张华《博物志》曰:“舜死,二妃泪下,染竹即斑,妃死为湘水神,故曰湘妃竹。”竹是制作箫管乐器的材料,为古代八音之一。琴,在此泛指乐器。那泪痕斑斑的湘妃竹,引发了人们多少绻缱情思;那华丽的堂楼馆榭,更是丝竹管弦,彻夜笙歌。然而,这苍劲的野竹却既耻于仅仅作为缠绵情感的象征,更不屑充当达官贵人娱乐遣兴的工具。“耻”“羞”二字下得沉重,有份量。在坚定的语气中,我们不是隐然可见作者既不眷眷于儿女之情、更不愿趋时取巧、自媚求荣的高尚情怀吗!
诗歌于层层逆转之后,于篇末唱出了最强音。“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笛子本竹所制,此言“长笛”,却不禁使人想起晋代伏滔的《长笛赋序》中提到的那支用“良竹”所制的“奇声独绝”的长笛。作者恐怕正是借此再次称美竹质之精良。以此优质之竹制为长笛,必发为龙吟虎啸之声。后汉马融《长笛赋》就说过:“龙鸣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七八两句,语意一气贯穿,语势流转自然。竹制为笛,笛声嘹亮如龙吟,暗用二典,妥切无痕。细加玩味,尤觉包蕴深广,寄托了作者的高情远致。葛洪《神仙传》中,曾载有仙人壶公的竹杖在葛陂地方变化为龙的故事。可见贞心高节、凤凰栖食的竹子,在古人想像中,是有着龙的性格的,则竹笛吐为“龙吟”之声,自是极自然的了。梁孝元帝《赋得竹》云:“作龙还葛水,为马向并州。”北齐萧放《咏竹》诗曰:“既来丹凤穴,还作葛陂龙。”所用故实相同,而刘孝先能用典不使人觉,“似着盐于水,但有盐味,而无盐形”(严羽《沧浪诗话》),终是高出一筹。这生于荒郊僻野、发为龙吟之声的翠竹,又使我们自然想起那些被称为卧龙的俊杰之士。汉末徐庶荐诸葛亮于刘备,三国魏末钟会举嵇康于司马昭,皆有卧龙之称。卧龙虽暂时蛰伏,但一旦风云际会,定能兴风唤雨。“谁能”、“当为”,语意急迫而恳切,把作者一腔渴望得遇明主、亟欲有所作为的热情宣泄得淋漓尽致。正是这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使作者唱出了充满期待与信心的最强音!这就是此诗的真正归趣所在!
张炎说:“诗难于咏物,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词源》)。况周颐认为咏物诗之所以不易出色,在于用典太呆(《蕙风词话》)。此诗紧扣竹的特征,而又不刻意求其形似,既有题中之精蕴,更有题外的远致。用的全是有关竹的掌故,却又能“熟事虚用”,浑成贴切,不呆不滞,不即不离,充分体现了作者不同凡俗的性情与才能。《梁书》本传称孝先“善五言诗,见重于世”,殆非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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