禇公于章安令,迁为太尉记室参军,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塘亭住。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①,当送客过浙江。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人物?”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重客,权移之。”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脩刺诣公②,更宰杀为馔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
(《世说新语》)
注释①吴兴——在浙江省北部,三国吴为吴兴郡治。②脩刺——递名帖。
赏析这则故事,以较强的戏剧性反映了等级社会中以貌取人的势利嘴脸,同时也表现了一位比较超脱、看破世事者的名士风度。
这则故事的戏剧性由误会产生:褚公是一位“名已显”而“位尚微”的人物,夜投钱塘亭住宿,适值吴兴县今沈充前来,亭吏便把褚公赶到牛棚。不久,沈得知牛棚中之“伧父”乃堂堂名士褚季野,便慌忙脩刺,为馔,且鞭亭吏以谢罪。
在一个以权势为轴心的等级社会中,人的本身价值得不到同类的尊重,亭吏见褚衣着寒酸便目为“伧父”,为讨好县令,便把他从亭中赶到牛棚;而一旦得知其名位便立即刮目相待,视若上宾。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就在这种“天经地义”的陈腐观念中循环往复,这也正是其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这一带有戏剧性的故事本身并无多少新意,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写出了一个不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为意的高人形象——褚季野:亭吏把他赶到牛棚,他安之若素,县令向他赔情谢罪,他也不动声色。即使在酒席宴前,他仍“言色无异,状如不觉”。那么,他何以要举手自报家门呢?那并非要自我炫耀,他是想看看人们嘴脸的变化,瞧瞧人生舞台上的一出小戏借以开心。褚季野早就看透了这个重名不重实、重权不重人、重假不重真的社会的本质,他的戏剧性变化的遭遇是一种社会常态,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必然,因此任尔变幻,我自不动声色,更不动心动情。褚季野确实是比较超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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