髯公近日作诗否?若不作诗,何以遣此寂寞日子?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弈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更说甚么铁床铜柱刀山剑树也!大抵世上无难为的事,只胡乱做将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如子髯之才,天下事何不可为?只怕慎重太过,不肯拼着便做。勉之哉!毋负知己相成之意可也。
(《袁宏道集笺注》)
注释①李子髯——名学元,字元善,号子髯。公安人。宏道妻弟。少与“三袁”为“六人社”,喜好作诗。神宗万历二十八年举人。有《矜情录》。
赏析中郎与子髯是至亲、密友,故其书信都能敞开心扉,直言无忌。所以信一开头就直接提问“近日作诗否?”不过,虽说是知己之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着意于修饰,但也有思路可寻,中心意思还是明白无误的。这作诗与否与怎样作诗,就是这封信要和好友探讨的问题,信也由此自然地分为两个层次:
先看第一个层次,关于是否应该作诗的问题。中郎先以假设否定疑问句式提出“若不作诗,何以遣此寂寞日子?”看来问题严重,若不作诗,日子就过得寂寞,了无生气,且难以打发。但是,紧接下去中郎并不直接说作诗的事,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题目:“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这里所说的“寄”,就是寄托,就是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希望都全身心地投放到某件事情上,所以,中郎以为无论是以下棋为寄,以好色为寄,以技艺为寄,以作文为寄,所寄者不分高下、贵贱、好坏,只要精神有所寄托,就获得了快乐的源泉。这和中郎一贯崇尚个性的思想是一致的,只要和自己的性情相近,以什么为寄都好。因而进一步提出“古之达人”之所以“高人一层”,也全在其“情有所寄”,为的是“不肯浮泛虚度光景”。信写到这里,中郎意犹未尽,又从反面提出“无寄之人”的种种痛苦:“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最后简直就是生活在“一座活地狱”里上“铁床铜柱刀山剑树”!这一反一正两相对照的述说,中郎真把“人情必有所寄”的重要性说得明白透彻了。那么他的好友该以什么为寄呢!中郎并未明说,但意思是很清楚的,当然就是信一开头就提出的以作诗为寄了。那么,为什么中郎要把作诗这件事说得如此重大,提得这样高呢?中郎没有具体说,我们倒是应该弄明白的。我体会这里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
一是由于中郎把作诗实是看成一种战斗。他对当时垄断文坛、甚嚣尘上、以“剿袭模拟、影响步趋”为能事之复古派文风深恶而痛绝之,和他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口号针锋相对,他高高举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写性、写情的文学大旗,要力纠文坛时弊、横扫复古歪风。他当然希望自己的挚友能成为得力的战友,所以才把是不是作诗说得如此重大,以为朋友鼓劲、为朋友提神。
二是和作诗这样有意义、有价值的事相较,乃是不得已而为官。中郎任吴县县令仅一年多,就七次上书,先是“乞休归田”,不准,则求“改授教职”。据他的亲身体验,深恨“作令备极丑态”,以为“人间恶趣,令一身尽矣”!所以他深恐知己沉溺于官场俗务,因而鼓励他要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作诗上。因为这是他们常说的话题,故不用明说,双方自能心领神会。
信的第二层意思是怎样作诗。中郎把作诗的意义说得如此重大,但如何作却又这样简单:“只胡乱做将去,自有水到渠成之日。”何谓“胡乱做将去”?真是胡说乱道一通么?不!这乃是中郎倡导的创作原则通俗的、随意的说法,其意就是他在给子髯的另一封信里所说的“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其中心就是要写自己的真性情,何人而无真性情?自己写自己有何难哉!所以中郎劝子髯不用“慎重太过”,不要左顾右盼,看着前人大家的样子学步,只要像他经常说的和“闾阎妇人孺子”唱《劈破玉》、《打草竿》一类民歌一样,只是“任性而发”能表露人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就是真诗,只要按着自己的性情“拼着便做”,成功之日指日可待。所以最后还叮嘱好友“毋负知己相成之意可也”。
这封短简既言简意赅,说理清楚,又情真意切,没有客套,不愧是友人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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