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看他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姗蒂柏(Xantippe)。她是有名的悍妇,常作河东狮吼。传说,苏氏未娶之前,已经闻悍妇之名,然而苏氏还是娶她。他有解嘲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驯马没有什么可学,娶个悍妇,于修心养性的功夫大有补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老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正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我早晓得,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
林肯的老太婆,也是有名的,很泼辣,喜欢破口骂人。有一天一个送报的小孩子,十二三岁,不知道送报太迟,或有什么过失,遭到林肯太太百般恶骂,詈不绝口。小孩去向报馆老板哭诉,说她不该骂人过甚,以后他不肯到那家送报了。这是一个小城,于是老板向林肯提起这小事。
林肯说:“算了吧!我能忍她十多年。这小孩子偶然挨骂两顿,算什么?”这是林肯的解嘲。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林肯以后成为总统,据他小城的律师同事赫恩顿(Herndon)的传记,可以归功于这位太太。赫恩顿书中说,林肯怪可怜的,星期六半夜,大家由酒吧要回家时,独林肯一人不大愿意回家。所以林肯那副出人头地,简练机警,应对如流的口才,全是在酒吧中学来的。又苏格拉底也是家里不得安静看书,因此成一习惯,天天到市场去,站在街上谈空说理。因此乃开“游行派的哲学家”(PeripateticSchool)的风气。他们讲学,不在书院,就在街头逢人问难驳诘。这一派哲学家的养成,也应归功于苏婆。
关于这类的故事很多,尤其关于临终时的雅谑。这种修炼功夫,常人学不来的。苏格拉底之死,由柏拉图写来是最动人的故事。市政府说他巧辩惑众,贻误青年子弟,赐他服毒自尽。那夜他慷慨服毒,门人忍痛陪着,苏氏却从容阐发真理。最后他的名言是:“想起来,我欠某人一只雄鸡未还。”叫他门人送去,不可忘记。这是他断气以前最后的一句话。金圣叹判死刑,狱中发出的信,也是这一派。“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大有火腿滋味”(大约如此)。历史上从容就义的人很多,不必列举。
西班牙有一传说。一个守礼甚谨的伯爵将死,一位朋友去看他。伯爵已经气喘不过来,但是那位访客还是刺刺不休长谈下去。伯爵只好忍着静听,到了最后关头,伯爵不耐烦对来客说:“对不起,求先生原谅,让我此刻断气。”他翻身朝壁,就此善终。
我尝读耶稣最后一夜对他门徒的长谈,觉得这段动人的议论,尤胜过苏氏临终之言。而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言:“上帝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为,出于不知。”这是耶稣的伟大,出于人情所不能及。这与他一贯的作风相同:“施之者比受之者有福。”可惜我们常人能知不能行,常做不到。
(1990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林语堂文选》)
赏析解嘲,有个方向问题,是朝着退缩的方向解嘲呢,还是朝着进取的方向呢?这是与能否解嘲一样,于人生至关重要的。
阿Q也是解嘲大师,挨了打说声儿子打老子,便转败为胜了。退缩得堂皇,那份得意也辉煌,然而却只是个可怜虫。苏格拉底与林肯,一个是伟大的“哲学王”,一个是伟大的总统,他们对“蠢悍泼”的态度,显然不是俗人所云的“怕老婆”,而是进取性解嘲的楷模了。他们本别有一副“小宇宙”,身边的、世俗的难堪对他们构不成实质性的伤害,任何磨砺对他们都是“修心养性”的好机会。
被中国的男人视为最难承受的,一是受老婆的气,二便是死。倘能解此二嘲,人生或许就能大改观了。奇而不怪的是本文仅举了一个中国人的例子,那就是金圣叹。鲁迅认为,金圣叹的那个解嘲法“是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只是油滑而已。鲁迅与林语堂的幽默观不同。鲁迅严肃,容不得油滑,也不赞成用玩笑的态度对待人生,至少是不赞成像西班牙伯爵那样守礼到最后一分钟的,那样做,简直是被“嘲”给“解”了。林语堂则显得宽容。抛开金圣叹不论,林语堂主张人在寂寞或危难之时,以解嘲化紧张为轻松,变退缩为进取,于人生还是有益处的。
解嘲,是智者的事业,不是智者,不能解其中三昧。没有超越力,便不能换个角度体味“当下”的处境,更无从转化了。苏格拉底若不能超越死亡,是不会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来思考“欠鸡未还”一事的,这比徒言蔑视、空状从容更有表现力。解嘲,尤需襟怀与度量,即使敌人,在他失败之后,也不妨以宽恕待之。说实话,解嘲对于人类的意义正在于此。它能养育宽松的民主土壤,改善人文环境,有助于好人从“以恶抗恶”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这便接近耶稣的那广大的心地了。文章以耶稣之言收束,是可以理解的,林语堂不愧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
解嘲,能给你一份从容、一种轻松,而人生在世,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能够解嘲,便成了自己提高自己的人生质量的一种重要技能。但如果不是进取性的超越,解嘲就会变成自嘲了。
上一篇:《巷——龙山杂记之一》原文|赏析
下一篇:《秋天的况味》原文|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