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吃茶漫谈重庆的忙——旅渝随笔》原文|赏析

到重庆，第一使成都人惊异的，倒不是山高水险，也不是爬坡上坎，而是一般人的动态，何以会那么急遽?所以，成都人常常批评重庆人，只一句话：“翘屁股蚂蚁似的，着着急急地跑来跑去，不晓得忙些啥子!”由是，则可反应出成都人自己的动态，也只一句话：“太懒散了!”

懒散近乎“随时随地找舒服”。以坐茶馆为喻罢，成都人坐茶馆，虽与重庆人的理由一样，然而他喜爱的则是矮矮的桌子，矮矮的竹椅——虽不一定是竹椅，总多半是竹椅变化出来，矮而有靠背，可以半躺半坐的坐具——地面不必十分干净，而桌面总可以邋遢点而不嫌打脏衣服，如此一下坐下来，身心泰然，所差者，只是长长一声感叹。因此，对于重庆茶馆之一般高方桌、高板凳，光是一看，就深感到一种无言的禁令：“此处只为吃茶而设，不许找舒服，混光阴!”

只管说“抗战期中”，大家都要紧张。不准坐茶馆混光阴，也算是一种革命地“新生活”的理论。但是，理论家坐在沙发上却不曾设想到凡旅居在重庆的人，过的是什么生活呀!斗室之间，地铺纵横，探首窗外，乌烟瘴气，镇日车声，终宵人喊，工作之余，或是等车候船的间隙，难道叫他顶着毒日，时刻到马路上去作无益的体操吗?

我想，富有革命性的理论家，除了设计自己的舒服外，照例是不管这些的。在民国十二年当中，杨子惠先生不是用“杨森说”的标语，普遍激动过坐茶馆的成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工作”，而一般懒人不是也曾反问过：“请你拿工作来”吗?软派的革命家劝不了成都人坐茶馆的恶习，于是硬派的革命家却以命令改革过重庆人的脾胃，不许他们坐茶馆，喝四川出产的茶，偏要叫他们去坐花钱过多的咖啡馆，而喝中国不出产必须舶来的咖啡、可可，以及彼时产量并不算多，质地也并不算好的牛奶。

好在“不近人情”的，虽不概如苏老泉所云“大抵是大奸慝”，然而终久会被“人情”打倒，例如重庆的茶馆：记得民国三十年大轰炸之后，重庆的瓦砾堆中，也曾在如火毒日之下，蓬蓬勃勃兴起过许多新式的矮桌子、矮靠椅的茶馆，使一般逃不了难的居民，尤其一般必须勾留在那里的旅人，深深感觉舒服了一下。不幸硬派的革命下来了，茶馆一律封闭，只许改卖咖啡、可可、牛奶，而喝茶的地方，大约以其太不文明之故，只宜于一般“劣等华人”去适应，因才规定：第一不许在大街上;第二不许超过八张方桌;第三不许有舒适的桌椅。谢谢硬派的“作家”，幸而没有规定：只许站着喝!一碗茶只须五秒钟!

如此“不近人事”的推销西洋生活方式——请记着：那时我们亲爱的美国盟友还没有来哩——其不通之理由，可以不言，好在抗战期间，“命令第一”，你我生活于“革命”之下，早已成了习惯。单说国粹的茶馆，到底不弱，过了一些时候，还是侵到大街上了，还是超过了八张方桌，可惜一直未变的，只是一贯乎高桌子、高板凳，犹保存重庆人所必须的紧张意味，就是坐茶馆罢，似乎也不需要像成都人之“找舒服”!

(1946年1月1日《新新新闻》)

赏析读李劼人的作品，总觉着川味十足、情趣盎然。但是小品文《从吃茶漫谈重庆的忙》给人的感觉却不一样：它好像是在一种平淡中包含着对当时社会的嘲讽与批评。

文章一开始即点出重庆作为陪都的特异之处：“到重庆，第一使成都人惊异的，倒不是山高水险，也不是爬坡上坎，而是一般人的动态，何以会那么急遽?”作者怕读者理解不了，笔锋一转，谈到忙中偷闲的吃茶，认为重庆却迥异于成都。重庆的茶馆没有矮矮的舒服的桌椅，而是“高方桌、高板凳，光是一看，就深感到一种无言的禁令：‘此处只为吃茶而设，不许找舒服，混光阴!’”连吃茶，都恨不得规定“只须五秒钟”，重庆人在这种管理下，能不像翘屁股蚂蚁似的，来去匆匆吗?寥寥几笔，通过叙述重庆的忙，便揭示出当政者不体恤民情，专制独裁的嘴脸，使嘲讽与抨击之势溢满字里行间。

作为陪都，重庆直接受控于蒋介石政府，在那里，人们更多地受到蒋政府的“照顾”，因而生活愈加饥寒交迫：“斗室之间，地铺纵横，探首窗外，乌烟瘴气，镇日车声，终宵人喊。”即使这样，“坐在沙发上”的革命家们还命令大家在抗战期间，都要紧张，不准在工作之余或等车候船的间隙，去茶馆找片刻的“舒服”。“好在抗战期间，‘命令第一’，你我生活于‘革命’之下”，所以早已习惯了。当然，在这种“命令”之下，重庆人的忙也就见怪不惊了。

重庆的忙并没有随着抗战的胜利，而有些许的缓解。尽管在八年抗日之后，人们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安定，但是蒋介石政府根本不体察民情，仍然鱼肉人民，同时与美国签订中美商约，实行卖国政策。他们把美国的独占资本与官僚买办资本相勾结，施行政治、经济大掠夺，再一次把人民推向民不聊生的水深火热之中。甚至生活方式也得改变，强令“茶馆一律封闭”，叫人们“去坐花钱过多的咖啡馆”，“喝中国不出产必须舶来的咖啡、可可，以及彼时产量并不算多，质地也并不算好的牛奶”。看来，为了生计，因着命令，重庆还要忙下去。这是作者对当权者进行揭露之后的感慨，也是黑暗中国，人民痛苦生活的写照。

这篇小品文，风格平淡，不着任何过激的痕迹，但透过字里行间，却充满了相当深刻与犀利的揭露。这种深刻与犀利，怕是博学多才的作者愤于时局而又不得发泄，常年郁积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