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项羽本纪》》原文|赏析

提起楚霸王，大家都熟悉，破釜沉舟的故事，大家都爱谈，《霸王别姬》这出京剧，大家都爱看。谈到刘邦、项羽，一向似乎同情项羽的多，对于他的失败，都感到惋惜。现在看来，巨鹿一战，项羽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击溃了秦军主力，对农民起义确是一个大贡献。但是，他后来大封诸侯王，把统一的中国倒退到割据分裂的旧时代去，阻碍了历史的前进，也违反了大众要求统一和平的愿望，所以最后遭到失败。他的失败是必然的，无所用其惋惜。那么，后人为什么多惋惜他呢?我想，同情失败英雄，原是人情之常，而受司马迁写的《项羽本纪》的影响也是不小的，因为《项羽本纪》实在写得太好了。

司马迁受腐刑以后，对刘家没有好感，因此他惋惜项羽的失败，用全力来写项羽传。他抬高项羽的地位，把项羽传称作“本纪”，其理由是：在楚汉相恃的五年当中，“政由羽出，号为霸王”，政统是应该属于项羽的。

全篇《项羽本纪》可以分为六大段。第一段写项羽的少年、青年时代。一开头就指出项羽“初起时，年二十四”，说明项羽年纪轻，经验不足，是他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第二段写巨鹿之战。一面写项羽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所以“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一面写诸侯军“莫敢纵兵”，只在那儿作壁上观，等到秦军给楚军击溃了，“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很自然地公认项羽为“诸侯上将军”，愿意受他指挥，因此项羽后来就号令天下，作了西楚霸王。第三段写鸿门宴。把项羽的性格写得非常突出，让读者知道项羽这个人粗暴而爽直，又具有一副软心肠，正如韩信所批评他的“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见《淮阴侯列传》)。同时指出楚汉双方都有内奸，楚奸是项伯，汉奸是曹无伤。他写到鸿门宴排座位的时候，不说“范增南向坐”而说“亚父南向坐”，接着补上一句话：“亚父者，范增也。”读者读到这里都要替刘邦捏一把汗。这种写法，是司马迁的特殊本领，后人学也学不到的。第四段写睢水之战。刘邦乘项羽大军北攻田荣的机会，“劫五诸侯兵”东下彭城，一进彭城，就“收其货宝美女，日置酒高会”。等到项羽一回来，五十六万汉军就给他打得个落花流水。这里写出了楚军纪律严明，作战勇敢，汉军纪律松弛，不堪一击。第五段写楚汉相恃。其中一再提到楚兵疲食尽，指出虽然还是个相持局面，但楚军渐居劣势。项羽几次向刘邦挑战，都给刘邦拒绝了;用“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来威胁刘邦，也给刘邦用“分我杯羹”的话给挡回去了，最后只好把刘邦的父母妻子都送了回去。第六段，也是最后的一段，写垓下之战。他索性用文学家的创作方法来写了。你想：项羽到得东城，只有二十八个骑兵，最后都跟他一道牺牲了，那个虞美人后来也不知下落，那么帐中悲歌，山下溃围，谁听见?谁知道?而司马迁写来活龙活现。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种事情虽然未必有，却不是不可能有。项羽最后在乌江边自刎而死，总是事实，司马迁惋惜项羽失败，不妨凭想象把项羽的死，写得壮烈一点，引起后人的同情。清人黄仲则诗云：“美人骏马应同恨，多少英雄末路人!”就是读了《项羽本纪》而引起的感慨。所以《项羽本纪》是传记文学中的一篇杰作，跟别的所谓正史中的“本纪”，是不可同年而语的;跟《史记》中别的“本纪”，如《五帝本纪》、《秦本纪》之类，也完全不同的。

我们不妨把《项羽本纪》作为一篇文学作品来读，除了它里面有些错简应该知道以外(梁玉绳已经都给我们指出来了)，像“汉王部五诸侯兵”的“部”字是否应当依照《汉书》改为“劫”字，所谓“五诸侯兵”指的是哪五路诸侯军(据我的统计，过去对于五诸侯，有十一种不同的说法)等等，都是无关大体的小问题，不必认真去考订。像《项羽本纪》那样的杰作，应该用“不求甚解”的态度去欣赏它，才能有所“会意”，而得“欣然忘食”的那种乐趣。

(1962—1963年)

(《宋云彬杂文选》)

赏析这篇随笔谈了两个问题：一是《项羽本纪》好在何处?二是应该怎样来读?二者都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文章认为《项羽本纪》好在司马迁以其同情、惋惜的感情来写项羽，“垓下之战”则“索性用文学家的创作方法”做了“合理的想象”。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把它作为一篇文学作品来读，以‘不求甚解’的态度去欣赏它，才能有所‘会意’，而得‘欣然忘食’的那种乐趣。”

这个见解可谓新鲜而深刻，解释得也很具体而有力。如果司马迁不是带着同情来歌颂，甚至某些地方以“合理想象”来描绘，那么项羽的形象绝不会如此活跃而可爱。而我们如果以历史考据的眼光来读的话，不但如文章所说有些情节难以沟通，而且也就失去了这么一位粗鲁、豪爽、又有一副好心肠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就难以借此形象反衬刘邦的权变与奸诈。

文章的见解使我们进而想到司马迁既然“偏爱”项羽，自然也就难免“偏恨”刘家。试读《高祖本纪》、《武帝本纪》、《封禅书》等篇，可以明显看到这种迹象。这主要不是“合理想象”，而是充分表现在对他们荒唐行径的搜罗与记述。司马迁这位“刑余之人”不但给大汉王朝的死对头项羽立《本纪》，像对待成功的皇帝一样，并且大力歌颂;同时还敢于如此公开“展览”当朝皇帝及其祖宗的劣迹和昏聩，也可谓“胆大包天”了!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有意模仿《春秋》的褒贬，然而实际上他的思想、胆识比起孔老夫子来可真不知高出了多少倍，以上的事例就是惊人神魂的明证!

这里不禁要问，司马迁怎么能用“文学家的创作方法”来写历史呢?我以为当时对于史学还没有像后世看得这么谨严，所以写起来不免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这大约也受了以往史书的影响。韩愈就曾指出“左氏浮夸”，而《国策》、《国语》自是尤甚，例证之多，不胜枚举。其实“文学手法”、“想当然”在后世史书中也时有所见，如对二人密谋、一人独语以至于某些心理活动的描述，何人听得?是谁见来?不都是审势、度情写出的?而《史记》的高明在于他毕竟写出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至于时代的精神、本质，而且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最广大人民的爱憎。故而《史记》不仅被后人称为“良史”，而且还享有“十大才子书”之一的令名。

这篇随笔不仅使我们对《项羽本纪》的思想艺术的精妙有了更为准确、深切的理解，而且也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了为什么《史记》能够当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样高的评价。

该文对项羽的评价能从他对历史、社会这样的大处着眼，看得深刻而又全面，语言的运用有如行云流水，活泼自然，都是突出的优点，然篇幅所限，兹不多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