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门庭旁植有几株竹子,岁时八载,已经繁衍到二十余株。所以在门前植竹,是因为看到郑板桥在题画中有这样的句子:余家有茅屋两间,南面种竹。其意境正合我心。于是,效仿板桥植下青竹。拿郑板桥的话来说,竹之褒扬处,在于她不开花,不招蜂引蝶。
南方台风颇多的地方,常见人家藏于竹丛之中,以竹防风。由之可以发见,竹子实是一种实用植物。珍贵的品种,自然价格不凡,但一般竹子,并不昂贵,可说与我家庭院恰如其分。
日本名作《竹取物语》,说的是一位伐竹老翁,从竹中得到女孩——辉夜姬的故事。老人精心抚养孩子,遂成了百万富翁。民间传说大抵假设成为富翁者,最初一贫如洗,这样故事就显得曲折生动了。《竹取物语》中的伐竹老翁正是位赤贫之辈。因为贫穷,所以伐竹为生。长在山野里的竹子,一般是没有固定占有者的,即便是有,砍伐几棵,也不致于招来大的是非。总之,似乎可以说,竹子是穷人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天赐良物。
汉高祖年轻的时候,戴过竹皮的冠,这也是穷人的一个标志。后来,他做了皇帝,竹冠被称为“刘氏冠”,身价倍增,奉为贵重品,一般人也就无从问津了。《三国志》中的刘备,生在穷人家里,据说他的生计是卖履编席。席和帘的原材料想必是竹子。公元五世纪后半叶,有位叫沈麟士的学者,人称织竹先生,当然也是因为家境拮据才织帘。据载,他织帘时,为竹披刺伤手,可见使用的材料也是竹。凡此种种,令我对竹子有了亲切美好的记忆。
中国文人爱竹,当然并不一定都是由于竹子与贫穷有关联的缘故。有人像郑板桥那样,是爱它不招蜂惹蝶,清高自赏;有人爱它笔直向上,腾挪云霄的气势;有人则爱它刚正不阿,骨节实直;也有人是爱它那四季长青,绝无附势趋炎的节操。
晋代《竹谱》中,说竹子是:不刚、不柔、非草、非木……认为竹子的特点在于超越了既成的规范,即并非珍奇,亦非凡俗,但密切地存在于人们生活之中。竹子的这种特有的品格,深深地打动了世俗人间的心,因此,也有人认为近竹可以脱俗。
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爱竹。一次,他指着竹子说:不可一日无此君也。此后;“此君”二字便成了竹的别名。宋代苏东坡道:人无肉则瘦,人无竹则俗。他又说,人瘦可以延医,人俗则无药可治。
兰、菊、梅、竹,人称“四君子”。唐以来,“四君子”一直是画师墨客绘画的对象,自然是因其品格高尚。比如,可以洗人身心,清人豪骨,陶冶情致。兰、菊馨香高雅,梅于寒彻时节昂首开放,竹子则虽负雪怀霜,亦不失其青葱挺拔的气度。
四君子中,最易描画的大概算是竹子了。其余三位君子都有花儿,自然不大好描绘。竹子以“个”字相叠,形象很好,易于下笔。也许正是如此,文人之画多见以竹。苏东坡本人就是位嗜好画竹的文人,他总结画竹的方法说——画竹,须先胸有成竹。他认为,竹子遍地皆生,但是,现场临摹是不行的,只有胸中蕴有竹子的神韵,然后再把它画到纸和绢上,才能呼之欲出。
平素,人们常把苏东坡的这句话,片面地理解为只尊重精神、不承认写实。殊不知要达到胸中育有神韵的地步,需要何等的集中精神、何等的严肃细致的观察啊?!同培养这种神韵相比,写生则轻松得多了。
东坡画竹,从来是由下向上直行运笔。米芾画竹则是细细地画出每个竹节。米芾问东坡:为什么不画竹节?东坡答道,竹子生长时,可是长完一节再长下一节呢?东坡回答的意思是,难道一个竹节长成后,再在上面加另一个竹节吗?他是把着眼点放在竹子挺拔向上的情理之中,并以这种精神来画竹了。当然,要使画出来的竹子感人,一定要像竹子。由此说来,苏东坡也还是很注意深入观察大自然的。
石涛是最强调画竹要画竹节的。他认为竹子之所以耐风霜,挺直向上,都是因为有竹节坚强支撑的缘故。石涛把着眼点放在竹节的“节”上,认为这才不失竹的真髓。
认为事物该是这样,或该是那样都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断言除此之外再无第二者,就不是了。画无节之竹感人,画有节之竹也同样能打动人心的。
日本把松竹梅统称在一起,把竹子看做是正月里喜庆的信物之一,因为它总是颜色青青。由此看来,也有人把重点放在颜色上,颜色在这里成了最重要的了。但如因此就说画竹时不用艳丽的青葱色,就不称其为画竹的杰作,则不对了。
苏东坡做监考官时,一次突然心血来潮,想画竹子。但身边并没有墨,只有批卷用的朱笔,于是,东坡就用朱笔画起来。世人以此称为“朱竹”,风靡一时。也许有人会说,红颜色竹子是不是悖于常理,可会有人反驳:依此推论,黑色竹子不是也有悖常理吗?!其实,墨色也好,朱色也好,皆非竹子的本色,都不过是借来表达其精神罢了。
就艺术的真实来讲,色和节的有无等等,都不是绝对的。在今天人世间,常可听到这样声嘶力竭地喊声:“绝无仅有,只此一家。”每每这时,我就不由得忆起画竹来……
(198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海天·岁月·人生》)
赏析《忆竹》原本是一个极平凡的小题目,如不细读,就会认为它不过是篇咏物抒情的文章。作者不是致力于所写对象的精心刻画,而是通过写竹子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品格,同时也记录下他对人生和艺术的见解,文章不但富于情趣,而且还带有哲理意味。这篇随笔杂引中外典故,纵横捭阖,牵引文思的不是什么严密的逻辑,而是作者丰富的随意联想,全文雍容闲雅,舒卷自如,庄谐互见,涉笔成趣。
文章从客居异域追忆故居庭院的几株竹子写起,进而引出对家乡竹子亲切美好的回忆。中国人不光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子,“不可一日无此君也”,而且在悠久的历史传统中,竹子已成为人格美的化身:有人爱它不招蜂惹蝶,清高自赏;有人爱它笔直向上,腾挪云霄的气势;有人则爱它刚正不阿,骨节实直;也有人是爱它那四季长青,绝无附势趋炎的节操。中国人对竹子的偏爱,是其他民族所不能共喻的。现代作家夏丐尊在为贾祖璋的科学小品集《鸟与文学》作序时说过:“民族各以其常见的事物为对象,发为歌咏或编成传说,经过多人的歌咏及普遍的传说以后,那事物就在民族的血脉中,遗下某种情调,呈出一种特有的观感。这些情调与观感,足以长久地作为酵素,来温暖润泽民族的心情。”正是竹子超凡脱俗的品格,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心。
作者由现实生活中的竹子谈到艺术创作中的画竹,这就涉及到一个艺术的真实问题。艺术家对自然物象的摄取,绝非止于单纯的临摹写生,“艺术家努力创造的并不是一件自然作品,而是一种完整的艺术品。”(歌德)自然不过是艺术家的一个材料库,而艺术作品则是艺术家“心智”的产物。作者与竹子结识,经历了从观看到品赏、领悟的过程,其间种种情形,观察细致,体验入微,虚实相辅,脉络分明。文章最后看似枝节横生,实乃合于整体,是对题旨的拓展,其转折周旋之处,全然不见痕迹,表现了这篇随笔散淡自然而又清新脱俗的艺术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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