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三十年,我都是过的都市生活,尤其是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仰头看不到几尺天,脚下更是踏不到一寸土。宅前唯一的一个小天井,也都是敷着水门汀的,长不出一根草来。每日呼吸的都是煤烟,没有一点清气,虽说是芳草年年绿,百花照样开,春来春去,我们都没有看见。并不是为着什么封侯事业,也竟背弃了这么多年的大好春光,想起来真觉得有点冤枉,然而你要到乡下的家里去住的话,是没有人会给你饭吃的。生活还是第一,求名求利,都要以生活为大前提,先要解决了吃饭问题,然后才能谈到进取,谈到享受。我们住在都市之内,商场之中,不知者总以为不是求名,就是求利,或是在干着一种求那名利双收的勾当,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说来也可怜得很,我们不过只是一个都市的寄生者,靠寄居在都市中,混一碗饭吃而已。脱离了都市,虽说有鸟语花香,清风明月,可以枕泉漱石,可以坐月醉花,可以听采菱的歌声,可以看农夫的播种,但我们这些摇笔杆的文人,对于田园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一个生产者,归田要做过多年京官,有了相当积蓄然后可。现在我名既未成,利亦未就,怎能离得了都市?为着糊口,为着养家,结果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寄食于都市之中,辜负了多少春秋佳日,而不知老之将至。
在童年的时候,也曾在乡下住过,门外就是水田,青山白云,朝霞暮霭,可说完全是与大自然为伍,那种生活最令人憧憬,最使我回忆。几十年来总想努力做点事业,好把生活问题解决,早日再回到那种田园中去。然而至今一事无成,而大战却爆发了。
战争只能给某些人一种发财的机会,对于我们文人,是绝对没有好处的。不意这次战争,竟把我们从都市里赶将出来,使我无意中又得接近田园,而且得在离城远远的郊外,盖着一所茆屋来住。倚山临流,周围有的是隙地,草色入帘,虫声透壁,客来都说风景不坏,我也沾沾自喜,认为富于诗意,读古人“朝来诗思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之句,自己也仿佛成了诗人,可以受得起这种恭维了。
然而诗是无补于实际生活的。即令我是一个诗人,能吟风弄月,做出几首清人肌骨的诗来,又有何用?倒不如学农妇们养几只鸡,还来得实用多了。
“你有这样大的园子,大可以养鸡:它们有的是野食可寻,用不着喂多少食料。”那些没有诗人气质,而却善于治家的太太们,来到我家里,总不免要这样说。
我一再地听到她们这些话,也就颇为动心,或者不如说,食指动起来了(不消说,这时诗神早已唾弃了我而他去)。是呀,我要利用这个环境来养鸡,只消养十只鸡,将来每天生十枚蛋,就值得三四块钱,而且现在买一只鸡要十多块钱,十只鸡也就是一笔财产呢。
几十年来好容易才遇到这样一个环境,真是早就应该从事那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养鸡事业。有关生产,事不宜迟,第二天我从学校回来,路上遇到卖小鸡的,我便向他买了十只。那些小鸡从笼中放出来,得到这样大的一块自由天地,其乐非我们这些为事务羁身的人,所能领会其万一,虽则他们是带着一种有杀身的厄运而生的,然不到最后那个时候,它们决不知道。不知就是幸福,所以我可以断定,它们在短短的生涯中,是比任何人都幸福的。
我从前游北平的时候,画师齐白石曾赠我一幅小鸡图,活跃如生,我尤爱他用淡墨浸出一重小鸡的绒毛,特别温柔可抚。十年来朝夕相对,使我特别爱好小鸡了。现在这些小鸡都具体地在我眼前草地上跳动,发出嘤嘤的声音,多么惹人怜爱。我每日看着它们生长,看到它们每当老鹰飞过屋顶时,也知道躲入草丛中,或跑到屋子里来,我脸上常要浮出一种满意的微笑。物虽小而保护生命的本能都是有的,造物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呀。
野食既多,它们便长得特别的快,羽毛渐丰,雌雄也辨得出来了。世界上无用之物,虽遭人唾弃,然而得以全其身。反之,栋梁之材,必遭砍伐,有用之物,终将被人利用。可怜这些小鸡,一到雌雄可辨的时候,便是它们死期被注定的关头。而掌握它们生杀之权的人类,这时便只知为自己打算,把它们的生命早置诸度外了。
现在第一件事情,我们想到的,是雄鸡的无用。雄鸡长大了,虽然美观,却不好吃,而且不能生产。我们至多只留上一只雄鸡传种就得了,其余的都安排趁着它们骨柔肉嫩的时候,先杀了来吃,炒子鸡确是一碗下酒的名菜呢。
我们所养的鸡中有四只是雄鸡,都在这种注定的运命之下,先后因主人有客来而被宰割了。最后只剩一只特别幸运的雄鸡,带着一群母鸡逍遥在我们的屋前屋后。此时我们的心境完全变了,我们都用一种实利主义的眼光来看它们,图画上的小鸡时代早已过去。它们已经不美了,早失了吸引人的能力,既无画意,也无诗情。它们这时对人类唯一的贡献,就是发挥它们女性的本能,多多地生产,给人类的屠刀下以不断的供给。
我每天在课余之暇,看着院子里这一群鸡,心里就有一种感想。“你看这不是一夫多妻制吗?”有一天我竟对我的太太无意中这样说出来。
“你们男子都希望一夫多妻,所以就注意到了;我倒从来没有想到鸡也是一夫多妻的。”她以嘲弄的口吻回答了。
“不过这种一夫多妻制,并不是自然的规律,而是人工造成的。我因此而想到的是人类中也有这同样的事情发生,不过那只是几个男子的野心,而不是一般男子的野心;而且那几个男子自己倒并不一定是多妻主义者,不过他们希望其治下的男子都是多妻的”
“那怎么讲,既然自己不是多妻者,怎么希望别人多妻?”她问。
“这不很简单吗?事实摆在眼前,谁都看得明白。”
于是我向她说到极权国家的情形。又问她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在伦敦报上看见的那个意大利的故事。据说有一次一个母亲带了八个孩子,到罗马一家旅馆里去投宿,旅馆主人因见孩子太多,怕扰了其他的客人不安,竟拒绝了收容她们。后来事闻于墨索里尼,便下令把那家旅馆封了。理由是国家正在奖励生育,需要多男的时候,该旅馆主人,何物小丑,竟斗胆敢嫌恶小孩,该当何罪!
现在那些极权国家的领袖们,因为抱着侵略的野心,需要无数的男子去当炮灰,所以特别奖励生育,不仅生有三个儿子以上的母亲政府有奖,而且给以津贴,甚至私生子政府亦有明令公认。总之,不论在任何方式之下,只要能给国家多造些国民出来就是好的。因为战时无论军火怎样精良,人不够总是没有办法的。军火工厂里可以大量生产,人总得一个一个地靠母亲来生,而且不是临时可以补充的。起码得有二十年,才可以长成一个壮丁,供他们驱上战场去使用。
侵略家有见于此,所以在奖励生育的名义之下,无形中早已形成了一种一夫多妻制,这个和我们养鸡的办法,一个道理。既是奖励多生儿子,又公认私生子,这自然等于提倡一夫多妻制。而且在这种奖励之下,产生出来的国民,还不是和鸡一样?一旦长成之后,就要送去屠宰的。写到这里,我对于人为万物之灵那句老话,觉得怀疑起来。
(1948年6月中华书局《游丝集》)
赏析这篇随笔是对抗战生活的回忆。像同故知好友谈天一样,亲切、幽默,弛张自如,但不缺少辣味。只是需要细细品味方可尝到。
作者是1939年辞去新加坡的工作,毅然回祖国参加抗战的。他先受聘于武汉大学任教授,由于战事,校部南迁至四川乐山乡间。远离城市,时时躲警报,但作者却偏写:“倚山临流,周围有的是隙地,草色入帘,虫声透壁,客来都说风景不坏,我也沾沾自喜,认为富于诗意”。下文就此说开去,好像作者真的成了山民野客,飘然隐者。后面又说到受人怂恿,欣然养鸡,更有陶征士之风了。鸡长大了,雄者遭杀,仅留传种者,雌的成了“一夫多妻制”的妻。这一番津津有味的描写叙谈,令人身临其境,还颇诱人。说不定会有读者羡慕起虽处战乱之中,却意外得到隐居桃园之幸的教授们。
其实,这正上了作者调侃、自嘲笔法的当。他的叙述絮谈口气中,自剖、自嘲、讽刺、鞭挞的成份都有。开头部分说自己喜欢乡间生活,这是真情,也是许多文人墨客雅爱野趣的老脾气。但雅兴与实利的矛盾,使知识分子不得不远离乡野,寄居城市。战争逼迫人们重返自然,但吟风弄月当不得饭吃。文人骚客的兴致到底不能救穷,还不如务实养鸡之实惠。这里反复叙述追求雅兴和追求实利的矛盾,活画出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性格。
作品写养鸡最富于象征色彩。作者写一群小鸡在田野间自由自在,活泼可爱,但又懂得躲入草丛避老鹰的袭击,可是终于躲不过刀杀。这些话说的是鸡,又似乎说的是自身遭遇。抗战期间,一群知识分子所处的境遇大略如鸡。炮火把他们从城里赶到乡间,亲近自然的欣喜有点像小鸡的欢活天真;敌机来袭时躲避警报的情形又如小鸡躲老鹰;但他们终于处于敌机轰炸和政府杀戮迫害之下,不正如小鸡的被鹰侵袭或被主人宰杀吗?联系时代背景,这含蓄的意义是不难体味出来的。
从养鸡说到鸡的一夫多妻制,也不是笑语谑谈,针对时事的慨叹显得更明显。矛头直指“极权国家的领袖们”,主要是针对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之类的法西斯主义者头目,其实也可以涵盖中国的法西斯政府的。他们的政策是鼓励国民多造出新国民来,目的是让他们充当炮灰,而既然抱此目的养国民,那么“在这种奖励之下,产生出来的国民,还不是和鸡一样?一旦长成之后,就要送去屠宰的。”作品写到此,愤激的情绪是难以抑制的了。
钱歌川笔法的魅力,最主要的是平易亲切,温厚诱人。他写什么事都能津津有味,让人如同身临其境。一位署名林真的读者,在纽约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评论他的小品时写道:“散文最难是写得‘亲切’。我曾经向一位老作家请教,怎样才能将散文写得好。他说:‘让你的读者觉得这篇文章是特地为他而写的。’读味橄的散文,真的亲切得觉得他那篇文章,是特地为我而写的。”(《钱歌川文集·引言》)我们读了《鸡》也正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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