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了那有名的“天涯海角”。
从前我有一个习惯:每逢游览名胜古迹,总得先找些线装书,读一读前人(当然大多数是文学家)对于这个地方的记载——题咏、游记等等。
后来从实践中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当我阅读前人的题咏或游记之时,确实很受感染,陶陶然有卧游之乐;但是一到现场,不免有点失望(即使不是大失所望),觉得前人的十分华赡的诗词游记骗了我了。例如,在游桂林的七星岩以前,我从《桂林府志》里读到好几篇诗、词以及骈四骊六的游记,可是一进了洞,才知道文人之笔之可畏——能化平凡为神奇。
这次游“天涯海角”,就没有按照老习惯,皇皇然作“思想上的准备”。
然而仍然有过主观上的想象。以为顾名思义,这个地方大概是一条陆地,突入海中,碧涛澎湃,前去无路。
但是错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所谓“天涯海角”就在公路旁边,相去二三十步。当然有海,就在岩石旁边,但未见其“角”。至于“天涯”,我想象得到千数百年前古人以此二字命名的理由,但是今天,人定胜天,这里的公路是环岛公路干线,直通那大,沿途经过的名胜,有盐场,铁矿等等:这哪里是“天涯”?
出乎我的意外,这个“海角”却有那么大块的奇拔的岩石;我们看到两座相偎相倚的高大岩石,浪打风吹,石面已颇光滑;两石之隙,大可容人,细沙铺地;数尺之外,碧浪轻轻扑打岩根。我们当时说笑话:可惜我们都老了,不然,一定要在这个石缝里坐下,谈半天情话。
然而这些怪石头,叫我想起题名为《儋耳山》的苏东坡的一首五言绝句:
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
感慨寄托之深,直到最近五十年前,凡读此诗者,大概要同声浩叹。我翻阅过《道光琼州府志》,在“谪宦”目下,知谪宦始自唐代,凡十人,宋代亦十人;又在“流寓”目下,知道隋一人,唐十二人,宋亦十二人。明朝呢,谪宦及流寓共二十二人。这些人,不都是“补天遗”的“道旁石”么?当然,苏东坡写这首诗时,并没料到在他以后,被贬逐到这个岛上的宋代名臣,就有五个人是因为反对和议、力主抗金而获罪的,其中有大名震宇宙的李纲、赵鼎与胡铨。这些名臣,当宋南渡之际,却无缘“补天”,而被放逐到这“地陷东南”的海岛作“道旁石”。千载以下,真叫人读了苏东坡这首诗同声一叹!
经营海南岛,始于汉朝;我不敢替汉朝吹牛,乱说它曾经如何经营这颗南海的明珠。但是,即使汉朝把这个“大地有泉皆化酒,长林无树不摇钱”的宝岛只作为采珠之场,可是它到底也没有把它作为放逐罪人的地方。大概从唐朝开始,这块地方被皇帝看中了;可是,宋朝更甚于唐朝。宋太宗贬逐卢多逊至崖州的诏书,就有这样两句:“特宽尽室之诛,止用投荒之典”。原来宋朝皇帝把放逐到海南岛视为仅比满门抄斩罪减一等,你看,他们把这个地方当作怎样的“险恶军州”。
只在人民掌握政权以后,海南岛才别是一番新天地。参观兴隆农场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了历史上的这个海岛,又一次想起了苏东坡那首诗。兴隆农场是归国华侨经营的一个大农场。你如果想参观整个农场,坐汽车转一转,也得一天两天。从前这里没有的若干热带作物,如今都从千万里外来这里安家立业了。正像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祖辈或父辈万里投荒,为人作嫁,现在他们回到祖国的这个南海大岛,却不是“道旁石”而是真正的补天手了!
我们的车子在一边是白浪滔天的大海、一边是万顷平畴的稻田之间的公路上,扬长而过。时令是农历岁底,北中国的农民此时正在准备屠苏酒,在暖屋里计算今年的收成,筹画着明年的夺粮大战吧?不光是北中国,长江两岸的农民此时也是刚结束一个战役,准备着第二个。但是,眼前,这里,海南,我们却看见一望平畴,新秧芊芊,嫩绿迎人。这真是奇观。
还看见公路两旁,长着一丛丛的小草,绵延不断。这些小草矮而丛生,开着绒球似的小白花,枝顶聚生如盖,累累似珍珠,远看去却又像一匹白练。
我忽然想起明朝正统年间王佐所写的一首五古《鸭脚粟》了。我问陪同我们的白光同志,“这些就是鸭脚粟么?”
“不是!”她回答。“这叫飞机草。刚不久,路旁有鸭脚粟。”
真是新鲜,飞机草。寻根究底之后,这才知道飞机草也是到处都有,可作肥料。我问鸭脚粟今作何用,她说:“喂牲畜。可是,还有比它好的饲料。”
我告诉她,明朝一个海南岛的诗人,写过一首诗歌颂这种鸭脚粟,因为那时候,老百姓把它当作粮食。这首诗说:
五谷皆养生,不可一日缺;谁知五谷外,又有养生物。茫茫大海南,落日孤凫没;岂有亿万足,垄亩生倏忽。初如凫足撑,渐见蛙眼突。又如散细珠,钗头横屈曲。
你看,描写鸭脚粟的形状,多么生动,难怪我印象很深,而且错认飞机草就是鸭脚粟了。但是诗人写诗不仅为了咏物,请看它下文的沉痛的句子:
三月方告饥,催租如雷动。小熟三月收,足以供迎送。八月又告饥,百谷青在垄。大熟八月登,持此以不恐。琼民百万家,菜色半贫病。每到饥月来,此物司其命。闾阎饱飦饼,上下足酒浆;岂独济其暂,亦可赡其常。
照这首诗看来,小大两熟,老百姓都不能自己享用哪怕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经常借以维持生命的,是鸭脚粟。
然而王佐还有一首五古《天南星》:
君有天南星,处处入本草。夫何生南海,而能济饥饱。八月风飕飕,闾阎菜色忧,南星就根发,累累满筐收。
这就是说,“大熟八月登”以后,老百姓所得,尽被搜括以去,不但靠鸭脚粟过活,也还靠天南星。王佐在这首诗的结尾用了下列这样“含泪微笑”式的两句:
海外此美产,中原知味不?
1963年5月13日
(1963年《人民文学》6月号)
赏析茅盾是“学者型”的作家,为文谨严而寓赡。这篇游记写得很有特色,不同凡响。
文章开头部分是说,鉴于不少游记言过其实的教训,所以这次来游海南也就没像过去那样翻阅前人的记载。这样的见解和做法令人感到既切实、又亲切,同时也激起了读者往下看个究竟的兴趣。
以下的文字都是记述游览海南的感受,这是文章的主体。大致可分两层:前一层主要写海滨巨石引起的联想,后一层主要写野草鸭脚粟今昔的功用。前者写人事,后者写生活,二者都表现着今昔时代的不同,从而讴歌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然而两层各自的结构不同,而且今昔对比也不像某些文章那么简单、直接。前一层中,作家的目光掠过“天涯海角”的形胜和繁荣局面之后落在奇拔的巨石上,于是引起了作者的沉思与感触:首先是苏东坡的五绝《儋耳山》,接着想到仅从唐代到明代就有五十来位“补天石”式的文臣武将被遗弃在这“天涯海角”的“险恶军州”。而解放后,大批万里投荒的华侨回到宝岛作了给祖国“补天”的能手,连那异乡的热带作物也随之赶来安家落户,蔚为壮观。如今的海南岛真称得起“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了。后一层里,作者正惊异于海南隆冬季节的无边碧野,目光忽然被路旁美丽的飞机草吸引住了,从而想起与之类似的野草鸭脚粟。这种草如今只能充作不很好的饲料,然而解放前却是海南人民的“救命丹”,王佐的诗篇便是绝好明证。结末又缀上一首王佐的五古《天南星》来作“陪嫁”,烘托得鸭脚粟更加俊美,也就更有力地反衬出了当时小民百姓的“面黄肌瘦”,因而我们可以说,前一层是由眼前的景谈到古代,又谈到今天,亦即由“苦”谈到“甜”;后一层则由眼前的景,谈到古代即谈到“苦”就打住了。然而除了景,也都有深情,也都有动人的诗篇来说明问题,来助兴。情、景、诗三者配合默契,相辅相成。这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海南岛从荒凉、痛苦的往古跨到了美丽、昌盛的今天,而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章的质朴而又深邃、均齐而又错落之美。
选材的典型,是本文之所以动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文中不论是宏观上的风光、事业,还是小处的岩石、野草,不论是历史的昨天、今天,还是社会的人事、诗篇,它们无不与海南息息相关,也无不含着深刻的意蕴。宋太宗的诏书,不仅是对忠臣、良将刻薄寡恩的典型,也是海南痛苦历史的一页。同样,那三首古诗,虽然少有人知,却是海南人民生活的直接写照。于此,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学识的渊博和运用学识的严格。可谓信手拈来而又恰如其分。
与其他游记相比,本文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虽然写景,然而着重写“变”,写海南古今之“变”。因而一般游人最感兴趣的“天涯海角”、隆冬碧野以及作者最为关心的奇石、野草都是粗略的勾勒,甚至是点到即止。而主要文字用来写那由此而生发的联想,从而对比今昔的社会。如果说其他游记多是从空间上来横向写景的话,那么本文则是在横向写景的同时,大部分文字用来从时间上纵向写事。所以也就有了其他游记难以比拟的思想和意义。读者不但领略到海南风光之奇美,而且也深切地感受到海南变化之巨大、变化之神速,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同时本文还善用“空白”艺术。开头部分的末尾,如在一般作者笔下,很容易写上这样的两句:尽管没有阅读前人的题咏或游记,而其收获反而更大。这样不但使这部分的文意得到了强调,而且也密切了上下文的关系。同样,游过海南之后也很容易情不自禁地唱几句赞歌。这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也是文章中应有之义。可是都被作者省去了。然而这不仅无损文章的价值与意义,反而会使有心的读者感到“引而不发”的力量和简练、含蓄之美,正如书法中的“飞白”、音乐中的“间歇”,这也正是老子所说的“当其虚而为用”的辩证思想的艺术体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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