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后期的鲁国,政在季氏。哀公四年至二十七年(公元前506—前468年)执掌国政的是季康子。季康子权倾鲁国,他的叔父公父文伯是很受宠信的大夫。
公父文伯自以为官列大夫,侄子当国,很是体面威风,慢慢地滋长了骄奢之心。一天,他退朝回家给母亲敬姜问安,有点趾高气昂。
老夫人一生勤俭,尽管满门高官厚禄,她也可以坐享荣华,但她没有这样做,还是像普通百姓的妇女那样,时时坐在纺车前纺织。公父文伯见到母亲如此,大为不满地说:“娘,您也该歇息吧。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老母还在纺线,传出去不说我这个儿子没好好地侍奉娘亲,骂儿不孝,恐怕让侄儿季康子知道了,也会不高兴的!”
敬姜听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又纺起线来,一边纺一边说:“鲁国真要灭亡了!让你们这些人做官,把国家命运交给你们,可是你们却不懂得立家治国的道理。给我坐下,听我慢慢说给你听。”
公父文伯恭敬地坐于母亲纺车前。敬姜语重心长地说:“古代圣王治国,把老百姓安顿在贫瘠的地方,让他们开垦耕种,劳其民而用之,所以能够长久地统治国家。为何?凡是老百姓勤劳,则思考为善,否则逸则思淫,淫则亡善,人不思善良就恶念滋生。自古来沃土之民好淫逸,贫瘠之地的百姓善良向义,这都是使民以劳与逸的结果。小到百姓,大至天子、三公、九卿、百官,都是同一道理。天子与百官勤政清廉,则国家政治必然宽仁体德,天下安宁。天子之国如此,若诸侯国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不让任何职官逸淫,那么诸侯之国安宁。卿大夫如果朝考其职,白天勤修庶政,晚上抓紧学习典乐文化,修业进德,并时常关心家事的操守,那么才有安宁。读书人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练巩固,在夜里反省无憾,则自然业修身安。老百姓也是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一日懈怠,则家安人旺。”
听着老母教诲,公父文伯频频点头。当敬姜讲到这儿,心想,这些都是男儿的事,而且我们家又不缺吃少穿,马肥车轻,满门官服,拖丝曳帛,还需高龄老母亲自纺织吗?于是不解地说:“老母言之,皆男人之事,孩儿不敢好逸恶劳。老母年高,本当坐享清福,又不是儿子不孝。”
敬姜接着说:“你听我讲来,怠惰是有罪的,这是古往今来的制度。非但男人如此,女人也是一样。王后、公侯夫人、卿之内子、命妇、列士之妻,都要做女红。自上而下,人人勤劳,谁敢淫心惜力?今日的我,是一个寡老太太,你又是职位在下的大夫,朝夕侍奉君王,我担心你忘弃先人的志业。况且我见你渐生怠惰,发展下去将怎么能避罪!我希望你朝夕提醒我一定不要废弃先人之业,可是你今天却说为什么不坐享清福。以此看来,你虽然世袭了父亲的官职,我却害怕如此这样你绝了季氏的烟火!”
老母的谆谆教诲,以从小见大的言理,提醒儿子戒奢戒怠,使公父文伯深受启迪。原来老人家纺绩不辍,是为了以其身教而使儿子勤于政事,克勤克俭,方保家祚永昌。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季康子,季康子也很受教育。
从此以后,公父文伯每日退朝回家,总要伫立于母亲旁边,望着母亲那枯干的手指牵着纺线,嗡嗡的纺车声好像在不停地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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