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井田制和宗法家族制的崩溃,在农业上,从前那种“千耦其耘”的大批奴隶集体耕作的现象没有了,出现了个体家庭占有私田的劳作方式;在商业上,也打破了“工商食官”的制度;在学术上,由于私学的兴起也打破了“学术官守”,即学术为官府所垄断的局面。由此,随着社会制度的剧烈变化,社会分工把统治阶层以下的社会成员大体上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型。
《管子·小匡》把士、农、工、商称为“四民”,提出将他们按照职业性质的不同,分别安处于学校、田野、官府、市井等地方,并让他们按照家业世传的需要施行自己的家庭教育和职业训练。据后人考证,《管子》一书很可能不是或不全是管子或管子学派的作品,但它客观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士、农、工、商家教的存在。
士的家教,在上文已经提到文士和武士,他们注重文化知识和做官素养的训练,“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是主要的教育内容。此外,还有一种以某一技艺谋生的士,即历史上称为“畴官”的知识分子,其家教值得介绍。
“畴官”,本是周王室掌握科学技术以服务于贵族的官吏,他们子就父学,世业家传。但在西周末年由于王室衰微,财力不足,不能养活众官,于是畴官及其子弟分散民间,成为依靠家传技艺谋生的士。这些士与那些著书立说、“摇唇鼓舌”的文士不同,他们身怀绝技,如对器械制造、天文、历算、医学、冶金、御车、农学等技术有较深造诣。凭着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既可以用以谋生,又可以步入仕途。因此这类士人的家教主要是技艺的传授,教育方式主要是以师带徒,注重基本功训练的观察与实验。一般说来,这类士人的家教,具有相当的保密性,传子不传女,甚至有些绝技只授长子,不授次子,对于外人就更不用说了。这种具有保密性的家教,一旦后继无人,家业中断,就会造成绝技失传。汉人褚少孙曾指出:“父子畴官,世代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史记·龟策传》)这种现象在医学和冶炼术方面十分明显。
农民的家教,其教育内容主要是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如审时耕种,制作农具,利用土地,识别苗莠,种植的疏密,适时施肥,以及适时收获和贮藏等。除了生产技术之外,农民的家教还很注重观察四时季节的变化与种植的规律,同时也很重视其子弟的劳动态度的教育,“少而习焉,其心安焉”,故农家的子弟质朴勤劳。
工民之家的家教,各依其所从事的职业而定。也主要是做工技术的传授。父子之间,“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从而使世业家传。
商民之家,其家教内容主要是市井商贾之事。它包括对凶饥、国变和四时的了解,对商品产地和市面行情的观察,以及对商品的购买和出售的规律的认识等。商民之家以赢利为目的,父子之教,“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旨在使其子弟掌握经商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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